文：薛巧妮

 

　　那天為了課堂報告，撥了通電話給母親，請她擔任研究受訪者。她雖不完全了解我的研究主題，依然很高興，只因這項研究作為一個契機、一把鑰匙和一扇門，帶領我們這對母女返回我的童年時光。有趣的是，儘管我們曾一起去鄉立圖書館，卻各自對我小時候的閱讀懷著截然不同的印象。

 

　　母親認為兒童不宜太早閱讀篇幅過長或過於艱深的書，免得打擊小讀者的信心，壞了閱讀的胃口，可我從小偏偏喜歡「挑戰」難度高的書；中高年級在學校圖書館借了桃莉．海頓（Torey L. Hayden）《她只是個孩子》（歸為特教類別，顯然不是童書）、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車諾比的悲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作，顯然也不是童書），也在班導的影響下看起金庸的武俠小說（又不是童書了）。此外，較為保守的母親也認為，兒童不應該閱讀限制級內容（色情、血腥、不良思想等）；而她對「性」方面書籍的把關相對嚴格，甚至沒收了我購於校園巡迴書攤的性教育漫畫，不過我依然有辦法向同學借來看。

 

　　回顧這段童年閱讀史，任何圖書類型，只要我想看，母親其實管不了我。這些書直到十幾年後的現在，她才知道我看過，我也沒有因為閱讀那些書而「長歪」。時隔多年，此「母女晤談」揭示了一件事，它也成為本研究越漸清晰的問題意識基礎：論閱讀，成人設想的，可能和兒童實際需要或感興趣的不一樣。事實上，不光是個別家庭的閱讀方針與行為，舉凡各大圖書獎項的設立、班級圖書櫃的布置、圖書館藏書的採購、實體書店的陳設，乃至網路書店的銷售榜……無不指向「成人為兒童選書」的事實，或者──成人認為兒童「應該」讀什麼。

 

 

「母女晤談」的啟示

　　專為兒童生產的文學，我們稱之為「兒童文學」。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指出：「兒童文學是根據它所指的讀者而定義的文本。它究竟是什麼，及成人如何看待它，是與社會對兒童的觀念糾結在一起的──尤其是在他們是誰、如何閱讀、及他們該讀什麼。（…）社會之於兒童的概念，其實只是一種自我滿足的預言。」（註一）言下之意是，兒童與童年其實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而兒童文學中的意識形態基礎，正是成人對兒童的假設。哪怕嘴上不說，成人為兒童選書的行為本身，便洩漏了「他們如何看待並理解兒童」（兒童觀）這個祕密。

 

　　那麼，我們的兒童觀是怎麼來的？成人對兒童及其閱讀行為，普遍有哪些假設？背後又意味著什麼？成人為兒童選書時，其考量與挑選原則又反映出什麼樣的個別差異？本文擬藉梳理文獻，並分析問卷結果與訪談內容，試答一二。

 

 

歷史中的童年／兒童概念

　　兒童文學之所以必要，在於兒童需要考慮其特殊需求與心智程度的書籍。然而，兒童文學在歷史上很晚才出現，且在特定區域誕生。在此之前，兒童文學並不存在，直到成人相信兒童在某些方面與他們不同，因而需要屬於他們的文學。以西歐國家的發展脈絡而言，中古世紀時，兒童屬於成人世界的一分子，不需要特別的文學；到了17世紀，清教徒為了宣教目的製作兒童專屬文本。現在普遍公認的第一批兒童文學作品，是紐伯瑞（John Newbery）自1740年代發行的書籍，而童書是「為了帶給兒童直接的樂趣而製作的書，主要目的不在教導他們」，與清教徒截然不同的觀念出現了──消費者有權利享受他們購買得起產品，以及隨之而來的樂趣。於是，童年與商業密不可分，成為當今稱為「中產階級」所創造及維繫的價值觀（註二）。

 

　　及至20世紀，優生學、社會達爾文主義、心理學等「自然科學主義」掛帥，「兒童研究的世紀」到來，從西方世界颳來以科學方法和角度研究兒童的旋風。19世紀後半乃至20世紀初期，位於亞洲的日本也不例外地搭上這股脈動，引進了許多「現代」的教育政策，時人的兒童觀也有了幡然的改變，生命的孕育不再是令人崇敬的現象，而是科學預測與管理下的結果。不過，儘管日本處於「科學時代」（也是日本國內開始用科學角度研究兒童的時代），日本還是出現了反科學主義的「異端者」，高唱不見容於科學主義的「兒童禮讚」與「童心主義」等（註三）；如此「浪漫」的兒童觀，後來也隨著巖谷小波、久留島武彥、北原白秋等幾位領袖人物來臺，間接影響了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化／文學的發展（註四）。至於20世紀初期，中國時值五四運動，「文學救國」的口號興起，始出現「西方觀念主導」的兒童文學；不少深受五四運動薰陶的知識分子，戰後來到臺，也提筆創作了不少兒童文學作品，如潘人木、林海音、謝冰瑩等（註五）。

 

　　由此看來，「童年」不是可以自外於歷史演變影響的生命階段，兒童觀誠然是文化建構的一部分。而童年觀之所以難以界定，在於它們未必都以文學的形式呈現出來。但從現代讀者對過往兒童文學的態度可知，兒童文學中的意識形態基礎正是對兒童的假設。人們對兒童和兒童文學曾有不同的想法，表示人類曾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不一定是全然或唯一的真理；它們過去是意識形態議題，如今也一定還是。

 

 

問卷調查

　　為反映「成人為兒童選書」隱含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本研究設計的問卷有三個部分：參與者基本資料、參與者對兒童及其閱讀的看法（表一）、參與者選書傾向（表二）。而題目言及的「兒童」指國小（含）以下孩童，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的成人，不拘有無小孩，以及是否曾為孩子選過書。我將問卷上傳至「兒文所碩博班」、「我的教會」和「某閱讀志工培訓」三個社群，也透過親友幫忙轉發，一共收到64份問卷，其中有15名參與者接受訪談。

 

◎參與者對兒童及其閱讀的看法：

▲表一，整理自培利．諾德曼、梅維絲．萊莫著，劉鳳芯、吳宜潔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109〜111。

 

 

◎參與者選書傾向：

▲表二，研究者自行設計，訪談時再根據回答延伸詢問。

 

 

　　問卷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高達八成是女性（79.7%）；年齡分布以26〜35歲居多（48.4%），36〜45歲次之（18.8%）；半數以上（54.7%）具大學（專）學歷，也有不少參與者具碩士學歷（40.6%）；其職業主要以文教機關（學生、教師等，42.2%）、一般上班族（25%）和家庭管理（12.5%）為主。雖然僅39.1%的參與者育有小孩（含頻繁與小孩互動的學校教師），但有76.6%的參與者曾為孩童挑選並共讀過書籍，自身多半也有閱讀習慣。我們或許可以試著想像，回答這些問題的多數是什麼樣的一群人──受過高等教育的未婚青年女性，而她們通常與親戚小孩共讀，或追溯自身童年的閱讀經驗回答問題。不可否認的，本研究結果僅呈現特定階級（中產）的觀點，而現實生活中猶有階級、性別、語言、文化等因素需要考慮。

 

　　對兒童及其閱讀的看法，參與者相當普遍的看法是：「孩子的理解能力和注意力有限。各發展階段的兒童，理解能力程度不同」（89.1%）、「孩子具有高度的想像力，不認為只有一種現實」（82.8%）；「好童書會以謹慎的方式教導富有意義的生命議題，讓學習變有趣」（78.1%）、「挑選童書時，首要考慮的是適讀年齡。五歲孩子喜歡且能理解的書，勢必與三歲或七歲的小孩不同」（56.3%）、「兒童故事應包含正面的角色模範，作為小讀者的榜樣」（51.6%）。可見在相當程度上，他們意識到了「兒童」的特質──處於某個認知發展階段，擁有成人遠遠不及的想像力，又因為兒童還在「成長」，進而十分重視童書的教育意義。

 

　　與此同時，參與者為兒童選書的主要考量，也高度肯定兒童作為主體的閱讀需求：「書籍內容符合孩子興趣」（82.8%）、「內容新鮮有趣（但未必有教育意義）」（79.7%）、「寓教於樂（書籍內容富有教育意義）」（75%）、「參與者自己喜歡，孩童也跟著看（未必是童書）」（73.4%）。即使不是童書，只要兒童感興趣，依然會被他們納入閱讀領土的疆域；其中也呈現書籍「功能分流」的傾向，有些書重娛樂，有些重教育，亦有兩者兼具的。而參與者多避免兒童接觸限制級內容（85.9%），亦有相當比例的人不建議他們閱讀內容過於沉重的書（性暴力、童工、戰爭等，40.6%）。對於這般「禁忌」，參與者多半堅持，卻也有一部分（21.9%）的人曾「破例允許」兒童看本來不讓閱讀的書。我很好奇這些數據背後的個別化差異，便繼續透過訪談深入了解每個受訪者的閱讀／共讀經驗。

 

 

個別訪談 ──積極鼓勵兒童閱讀的受訪者

　　15名受訪者中（名字皆為化名），僅有紫羅蘭、櫻草、水仙、銀蓮花等4名女士育有子女；鈴蘭小姐、蒲公英先生和山茶花小姐，雖未生育，但因職業之故時常接觸小孩；少數如風鈴草和大理花小姐，偶爾與親戚小孩共讀，其餘受訪者多分享自己童年時的閱讀經驗。其中，鼓勵閱讀較為積極者，當屬櫻草女士、銀蓮花女士和鈴蘭小姐。

 

　　櫻草女士幼時受限於家庭條件，父母未提供閱讀環境和資源，但自己小學起就喜歡閱讀，連帶也很重視小孩的閱讀；現加入閱讀社群，平常看的書以教養書、勵志書和工具書為主，也會看共學課程的指定閱讀。擔任故事媽媽時，她會帶自己喜歡的書（偏好內容有趣）到校和小孩分享；對於《嗑藥》、《巧克力戰爭》等議題性小說，也知如何導讀。不過，櫻草女士不無矛盾地認為，小孩涉世未深，應盡量避免限制級內容；爭議性圖書則應避免太偏頗的觀點，除非內容無虞才能放心提供給孩子，致力於取得觀點的平衡。與自家小孩共讀時，為平衡小孩閱讀與手機的使用，她推出閱讀獎勵機制，如果他們答得出針對某書的提問，就能換取手機卡，爭取手機使用時間。

 

　　銀蓮花女士自身的教養觀與經驗，從反思父母親而來。父親採取傳統日本式教育，較嚴肅，講究規矩；母親溫柔、同理小孩，以致銀蓮花女士為人母後，自許關照每個小孩的獨立需求和自主性，並塑造良好的家庭溝通環境和氣氛。她也十分重視孩子課業外的學習，曾自組共學團體，現和友人經營讀書會和閱讀志工培訓社團，積極參與小孩的教育，提供豐富藏書，包含：英語、史地、美術、詩集、哲學、心理學等。銀蓮花女士從孩子幼時起，就帶他們參與參與各式課外活動，並動員全家協助參加科展。而銀蓮花女士與先生皆從事廣播媒體工作，與孩子共讀時，尤重孩子的表達和思考能力。書不一定用「眼」看，也能用「耳」聽，更重要的是鼓勵孩子開「口」討論；閱讀亦不排除爭議性內容，但一定會和孩子們討論，平等看待、尊重他們的觀點。

 

　　鈴蘭小姐的父親是勞工階級，卻很重視教育，不吝於為受訪者買書；書都是她自己挑的，不少為兒童文學經典，比如《夏綠蒂的網》、《愛麗絲夢遊仙境》、《三國演義》、偉人傳記、奇幻小說等。作為中年級教師，她會在自己的班級推出「閱讀小果農」閱讀獎勵機制，根據選書分級難度蓋章（繪本／漫畫→橋梁書→小說），集滿獎章就能兌獎；而鈴蘭小姐中年級就看《哈利波特》，便不會限制「程度好」的孩子挑戰「難一點」的書，以尊重每個孩子的閱讀需求。身為教育工作者，鈴蘭小姐對選書與閱讀自有一番期許：她認為「故事」是包裝內容的「工具」與「手段」，寓教於樂是童書不可割捨的特質和功能。此外，性內容要把握好尺度，「引起模仿、造成罪惡感」或「有能力自保」只有一線之隔。對於選書，她很重視教育意義和插畫風格，但挑繪本與橋梁書的標準不同。橋梁書為了培養孩子的閱讀耐心，書有趣但沒有教育性無妨（引起閱讀動機更重要）；繪本還是有教育意義為宜。根據自身經驗，鼓勵閱讀是為了提升孩子的閱讀理解能力，此舉連帶有助於提升學科表現，故閱讀貴廣不貴精，此階段閱讀不宜太偏狹。

 

　　上述受訪者均正面看待童書的教育意義，事實上，問卷結果也顯示多數參與者認為「好童書會以謹慎的方式教導富有意義的生命議題，讓學習變有趣」（78.1%），但他們在選書時，兒童本身的閱讀興趣和樂趣更重要（82.8%），這一點也呈現在幾位受訪者的回答中：風鈴草小姐與親戚小孩共讀時，優先分享自己喜歡的繪本（甚至不顧對方年紀，而自己偏好畫風精細、故事性強的繪本），也不一定選擇有注音和教育意義的書；她為小孩選書雖然純為樂趣，但也不否認並排斥童書的教育意義，前提是樂趣與教育功能兼具，如果只為教育，就不會買單。薄荷先生也認為，好童書不能光有教育目的，也要兼具美感和文學性。而某些書與其說是兒童不宜，不如說部分童書往往簡化脈絡，或有明顯教育意圖，在他看來，這種「差勁」的童書少看為宜，他也曾和孩子討論過此書為什麼不好。

 

 

▲鈴蘭小姐積極推廣班級閱讀（照片由鈴蘭小姐提供）。

 

 

閱讀作為一種教養益品

　　從上述櫻草女士、銀蓮花女士和鈴蘭小姐的經驗中，不難看出「閱讀」作為「文化資本」帶來的好處；無論是求知或純為樂趣，閱讀都意味著更多選擇和可能性，而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所提供的資源亦有不小的落差，不只是金錢、經濟資本的多寡，或是教育、文化資本的高低，階級經驗也形塑了人們的價值品味、生活方式、生命敘事等。而索耶（Andrew Sayer）提出「教養益品」的概念，意即養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養目標，「外部益品」可轉化為工具利益，如有利競爭或階級流動的成績、文憑、證照、技能等；「內部益品」符合價值理性，如快樂童年、身心健康或道德品格等（註六）。這些受訪者，無論出身於中產或勞工階級，他們都肯定閱讀作為「內部益品」的價值，即便他們的文化資本條件各不相同，與孩子共讀討論的能力亦然。　

 

　　在櫻草女士和鈴蘭小姐的敘事中，隱含著她們的父母輩身為勞工階級，能提供的教養資源有限，閱讀是其中之一，這也連帶使她們重視閱讀。而水仙女士（家母）作為唯一沒有大學（專）學歷以上的受訪者，童年時家中幾無藏書，婚後亦因經濟條件有限，很少帶孩子出遊，也沒讓他們學才藝，卻會帶他們去圖書館，希望對他們的童年有所彌補，讓生活娛樂多些選擇，也避免他們光是埋首課業；而孩子挑的書都借，她不會加以干預。不同於受過閱讀推廣訓練的櫻草女士和鈴蘭小姐，積極和孩子們共讀討論，當時忙於照顧孩子和公婆的水仙女士，無暇也沒有能力這麼做，因此任由孩子自己閱讀，對於性方面的議題也傾向交由學校教育，自身並不鼓勵討論。

 

　　中產階級代表的受訪者，如茉莉花小姐，其父母學商，皆重視閱讀，也有閱讀習慣。母親從小參考國外教養方式為小孩讀故事，也會買套書；父親則經常帶她與弟弟們上圖書館。此外，她的父母認為電視不利於增進孩子的判斷力，因此家中沒有電視，卻會全家一起分享、討論所讀的書，培養感情。因此，茉莉花小姐對孩童閱讀的看法也相對開放，認為規範閱讀防不勝防，不如營造可以輕鬆討論的氛圍，針對孩子一時無法消化的內容隨時討論。

 

　　至於蒲公英先生，父母是公務員，個性嚴謹，自家藏書多為小百科、偉人傳記、兒歌、《三字經》等，沒有小說讀物；小時候像交差作業一樣閱讀這些書，連帶消磨掉自己的閱讀興趣，年紀稍長後便很少閱讀。由於從小家教重視品格教育，蒲公英先生對此也十分重視，但不同於童年時父母的做法，他認為成人應該提供孩子好的學習素材，卻不能用死板的方式。與蒲公英先生的童年閱讀經驗形成對比的，是曾任教師的紫羅蘭女士。紫羅蘭女士喜歡閱讀，卻不勉強女兒閱讀；她們之間相處起來像朋友，她也盡可能提供多元的書籍選擇，不加以限制，並引導女兒在過程中慢慢找到其興趣所在。而兩人有不少共同喜歡的書籍，其中不乏成人向的漫畫《岳》（山難救助題材）、《彎彎》（幽默生活）等。

 

　　翠菊女士出身於書香世家，祖父（校長）與父母均重視閱讀。父親（科技公司管理人員）閱讀廣泛，科學、文學、藝術無所不包；母親（家管）沒那麼愛看小說，但很喜歡聽故事和講故事，持續創作兒童小說。幼兒園起，她就和哥哥自由出入書店，自由地挑書；剛開始由母親念故事，後來識字多了，便自己選好坐在地上看，從小為自己選書，父母也都會買單結帳。翠菊女士認為，童年閱讀經驗影響自己選書標準，如有小孩，她會仿照父母做法帶小孩去書店童書區自行閱讀；至於意識形態強烈的書，則會提供其他觀點的書供比較。

 

 

兒童觀與童年閱讀相呼應

　　童年的閱讀經驗確實影響受訪者的判斷、價值觀和行為，尤其是情緒方面（看恐怖小說引發的刺激悚然），以及對於特定主題（霸凌、性、戰爭、愛情等）的認知。前者如水仙女士，童年時看《藍鬍子》造成心理陰影，便認為孩子應避免接觸恐怖故事，免得受驚做惡夢；再如翠菊女士，從小就怕看偵探小說（茉莉花小姐卻愛極了）、恐怖故事，小時候也的確因此變得疑神疑鬼，而被母親建議「害怕就不要看，敢看再看」；還有蜀葵小姐不認為《哈利波特》是童書（不同於鈴蘭小姐向學生推薦這本書），因為書中有些兒童不宜的場景（如霸凌），怕他們不恰當地模仿（蜀葵小姐幼時曾遭霸凌）。

 

　　至於未育有小孩，平時也較少與他們互動的受訪者，其分享也多源於自身童年閱讀經驗，或來自後來習得的教育觀念。比如百日菊國小時曾在表哥房內找到《神行太保》（校園暴力類型）漫畫閱讀。閱讀時不覺得受到不良影響，反而有助於紓解壓力、增加能力感和自信；與此同時，他雖因此迷上打架，卻沒有釀成太大的事端。此外，他的父母儘管對「性」相對保守（母親對此絕口不提，父親則抱持批判性的立場），但他從小只要是想看的書都會偷偷拿來看，因此就算是限制級或議題性內容，也覺得不用過於限制，而是拿來當作與孩子共讀討論的素材。

 

　　與百日菊相仿，薄荷先生從小家裡有什麼書就拿來看，他十分重視自己的閱讀需要，想看什麼就看什麼（書中可能有性與暴力內容），成人並不加以干預。因此，他認為小孩沒什麼不能看，但也根據自己當時閱讀的感受與情境，同意小孩「單純、不諳世事與社會規範」。山茶花小姐也認為，國中以上就能自行閱讀暴力跟性的主題了，當時她班上便有這些書私下流傳，與其禁止，成人不如一起閱讀；不過，「與低年級小孩一起看《鬼滅之刃》卻有些不妥，他們怕得要命還是偏要看！」低年級在閱讀選擇上，確實有更多顧慮。而海棠花小姐大學主修教育，對兒童認知發展有清晰概念；她不只有理論依據，平時也收看教養文章和相關YouTube頻道，因而有明確的共讀步驟（如：分齡、共讀、講解）與選書原則（教導生活習慣、培養同理心和品格教育為主）。

 

　　此外，部分受訪者的觀點即使來自童年經驗，成年後亦不乏矛盾。比如早早獨自閱讀成人文學經典──如村上春樹、川端康成、沙林傑（J. D. Salinger）等──的受訪者（茉莉花與大理花小姐），成年後反而會擔心這些書消極人生觀所致的負面影響，因而建議有成人共讀討論為宜。這樣的觀點頗似林良的看法，認為年輕讀者與「過於沉重」的讀物之間應有一座「橋梁」：「（…）一跳跳進『成人讀物』的世界裡去，狂熱地閱讀很可能對他並不適合的文學作品，使自己的心靈呈現昏亂早熟的不平穩狀態。」（註七）

 

 

更細緻的閱讀行為考量：科技產品、個別興趣、同儕影響

　　15名受訪者中，3名（櫻草女士、茉莉花小姐、大理花小姐）提到了閱讀之於電視、3C產品間的消長關係，其中都表現出對科技產品的憂心，認為它們可能造成小孩注意力不集中。作為藝術工作者，大理花小姐更指出：想像力是孩童重要特質，孩子可以藉由閱讀培養同理心和批判思考能力；而閱讀將是科技時代的優勢能力，3C產品恐削弱孩子的想像力和思考能力。此外，銀蓮花女士也指出閱讀不限於文字，也能善用科技用「聽」的，並且與表達能力有關，亦有其他受訪者（風鈴草小姐）肯定圖像式的閱讀。閱讀雖不再以「文字」至上，但依然作為孩童理解能力的主要指標。

 

　　此外，就算出身於同一個家庭，手足之間亦呈現明顯的個別差異。比如櫻草女士家的兩位男孩，兄弟倆因個性和興趣不同，發展出不同的閱讀偏好：國中的哥哥相對不愛看字，喜歡看冷知識漫畫、生物主題書；高年級的弟弟，相對看得下長篇小說。而銀蓮花女士的小孩，姐姐曾就讀語資班，喜歡看書；弟弟不喜歡讀字，但擅長寫作，平常以「聽」來閱讀。比起文字閱讀，圖像思考能力更卓越。又如鈴蘭小姐童年的閱讀經驗，她從小就喜歡閱讀，反觀妹妹小時候不愛看書，喜歡玩線上遊戲，長大了才愛上閱讀。還有茉莉花小姐的兩個弟弟：大弟學工程，小時候愛看自然科學書籍；小弟學園藝，閱讀廣博，從心理學到文學都有涉獵。

 

　　有些受訪者接觸限制級、情愛與性內容的書籍，來源是他們的同學，即便家中無相關藏書或閱讀遭到限制，依然有管道閱讀。茉莉花小姐回憶童年閱讀經驗，部分書籍雖非限制級，但難免出現隱晦的性場面，而她會反思成人何以對這類內容避而不談，也會和同學討論現實的戀愛是否真像書中描繪的那樣；而她開始看起網路小說和少女漫畫，也深受同學影響。至於翠菊女士，她的母親不建議她閱讀瓊瑤、《紅樓夢》等曲折愛情故事，恐影響她現實生活的戀愛觀，建議她談過戀愛或有一定判斷能力後再讀，但她依然跟著同學看言情小說，並因此認為愛情需經一定考驗（就像小說情節那樣），便會刻意「考驗」當時的男友。而薄荷先生認為，性與暴力內容就算孩子獨自閱讀也沒關係，因為自己小時候也是，當時多在當前的閱讀環境找到那些書（大人不察），或國小同學私下流傳，只覺得新奇又害羞，並無不良影響。大學主修教育的海棠花小姐，也在訪談中直指閱讀與孩童社交需求的關聯：她小時候被成人禁讀《蠟筆小新》之類的漫畫，免得學壞。長大後則認為，成人可和小孩共讀漫畫等通俗暢銷讀物，一方面可從中了解過濾內容；另一方面，這類讀物可能有助於孩子社交，和同儕有共同話題。

 

 

結論

　　本研究對象集中在26〜35歲受過高等教育的未婚女性。訪談對象除了水仙女士，其他人都有大學以上學歷，又以碩士學歷居多。研究結果呈現特定階級（中產）的觀點，其實在我的預料之內，畢竟本研究的主題難免排除掉缺乏相關資源和不重視閱讀的群體。而受訪者無論來自勞工或中產階級，有無閱讀習慣或鼓勵閱讀行為，均意識到「閱讀」作為「文化資本」與「教養益品」的意義。其中，有些人的「兒童觀」與「教養觀」混為一談，他們多屬40、50歲左右、「改良」上一代教養方式並對此有一定主見的家長或教育工作者（櫻草和銀蓮花女士）；相較於20、30歲群體（茉莉花小姐、翠菊女士等）更自由的方式和觀點，可見其中存在世代差異。

 

　　不過，縱使都是20、30歲的群體，也會因為教育背景和童年經驗不同，發展出不同的兒童閱讀觀點。顯而易見的是，有教育學背景的受訪者（鈴蘭小姐與海棠花小姐），相較下更重視圖書的教育意義，對各階段孩子的閱讀行為也有明確的應對方式和規畫。至於其他背景的受訪者（如大理花小姐、風鈴草小姐、薄荷先生等），相對更重視圖書的美學、文學性、幻想性和樂趣。此外，即使在同一個家庭中長大，每個孩子依然發展出各自的閱讀興趣。此閱讀傾向差異，比起性別或刻意引導下的結果，多半與天生的個性和特質有關。

 

　　再者，這些受訪者的兒童觀與對閱讀的看法，多能直接呼應其童年閱讀經驗，尤其影響對特定主題（性、戰爭、愛情等）的認知。其中，茉莉花小姐、海棠花小姐、薄荷先生、蜀葵小姐等，提及同儕關係與閱讀行為之間的關聯（無論積極或直接與否）。而部分受訪者的觀點即使來自童年經驗，成年後亦不無矛盾。

 

　　最後，多數受訪者認為，當今科技時代中，過去避免兒童閱讀的內容早已防不勝防，比起禁止和規範，不如正視它們，與小孩共讀並鼓勵討論；櫻草女士、茉莉花小姐、大理花小姐亦提到了閱讀之於電視、3C產品間的消長關係；不少受訪者也會特別注意書籍內容是否太偏頗或去脈絡，隱含他們對資訊判讀的重視。

 

 

【附錄一】受訪者特性分布

 

 

參考文獻

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梅維絲．萊莫（Mavis Reimer）著，劉鳳芯、吳宜潔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臺北：天衛文化，2009。

本田和子著，林真美譯，《百年兒童敘事：從「二十世紀的兒童」到「兒童權利公約」》，臺北：四也文化出版公司，2021。

游珮芸著，《日治時期台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

邱貴芬，〈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中外文學》（第29卷第2期），2000年7月。

莊士玉，〈寫╱作新女性：戰後第一代女作家及其文本研究（1945～1965）〉。

藍佩嘉，《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臺北：春山出版，2019。

林良，《林良談兒童文學：淺語的藝術（新版）》，臺北：國語日報，2011。

 

 

備註

註一︰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梅維絲．萊莫（Mavis Reimer）著，劉鳳芯、吳宜潔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臺北：天衛文化，2009，頁101～102。

註二︰引前書，頁105〜107。
註三︰本田和子著，林真美譯，《百年兒童敘事：從「二十世紀的兒童」到「兒童權利公約」》，臺北：四也文化出版公司，2021，頁92〜115。
註四︰游珮芸著，《日治時期台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頁33〜35。
註五︰1 邱貴芬，〈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中外文學》（第29卷第2期），2000年7月，頁320〜323。
             2 莊士玉，〈寫╱作新女性：戰後第一代女作家及其文本研究（1945～1965）〉，頁8〜19。
註六︰藍佩嘉，《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臺北：春山出版，2019，頁28、32。
註七︰林良，《林良談兒童文學：淺語的藝術（新版）》，〈少年小說的任務〉，臺北：國語日報，2011，頁237。

 

 

 

 

責任編輯：蘇靖 、周燕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