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謹竹
圖／昆丁．布雷克

　　初讀羅德・達爾的《女巫》，像是踏入一座充滿危機的敘事迷宮，甚至懷疑這麼恐怖的開場真的不會嚇到小孩嗎？敘述者顛覆了童話故事中經典的女巫形象，「真正的女巫」既潛伏在人群之中，又對孩子懷有極深的惡意。最可怕的是，她們看起來與普通人無異，卻總在不經意間露出危險的蛛絲馬跡。不禁令人好奇：「女巫」在哪裡？如何辨認出她們？為什麼女巫都是邪惡的壞人？而我們又是如何透過語言與敘述，建立起這份恐懼？

　　這些提問指向文本背後的語言與敘事建構，也正是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理論所關注的核心。若援引賴俊雄在《批判思考》中所介紹的索緒爾語言學觀點，語言的意義並非自然指涉現實，而是在系統內透過「差異」生成的。換句話說，「女巫」這個概念並無本質，而是藉由與「非女巫」的對立差異建立出意義：不是母親、不是正常女性、不是善良正直的大人，是一個經由負面排除所建構出的「他者」符號。在善惡的二元分類系統中，孩子／女巫、好人／壞人、可見／不可見，構成了羅德・達爾筆下恐懼的結構性基礎。

　　然而，若我們從德希達的「解構理論」出發，特別是他提出的「延異」（différance）概念來看，二元對立的語言結構本身其實脆弱且不穩定。德希達認為，語言的意義從來不是立即可得的，它總是延遲、依賴脈絡並透過差異不斷變化。當我們以為能夠清楚定義，其實只是在無限的語意鏈條中追尋下一個詞，就像故事中的「女巫」一再變化，難辨其蹤。

　　在小說中，「女巫」這個符號雖被描繪出一套可辨識的特徵：沒有指甲（需戴手套）、沒有頭髮（會戴假髮）、沒有腳趾（但也會穿普通鞋子隱藏）、鼻孔大而曲折（為了聞到小孩的臭氣波）、眼睛怪異（不斷變色）、口水是藍色的（可用來沾口水寫字）。但這些表徵在文本中卻不斷失效與滑動。有些女巫偽裝得天衣無縫，連主角的外婆身為退休的「女巫研究者」也未能預料到女巫天后竟會戴上一張「漂亮的面具」。這不僅顛覆了對女巫「真面目」的認識，也讓讀者發現，連知識本身都可能是有限的。女巫的身份因此成為一個滑動的符號，她們的邪惡並非本質，而是在各種敘述與差異中不斷重新被命名、懷疑與製造。

　　「主角的身分轉化」更進一步展示了延異的動能。他從小男孩變成老鼠，卻並未因此失去自我；相反地，變形後的他變得更加敏捷、聰明，甚至能主導行動。這樣的處理顛覆了「人＝主體／老鼠＝失格」的傳統分類，他既是男孩、也是老鼠；既屬於人，也被排除在常人之外，但他喜歡並享受自己的新身份。這種對主體身份的模糊處理，突破了二元分類，卻仍能保留思考、說話、展現愛與勇氣的能力。或許正是德希達所說的：在語言與身份中，沒有絕對的中心或本質，只有不斷被差異拉扯、被時間延遲的意義。

　　《女巫》所召喚的不只是恐懼，而是我們對語言、分類與現實的信任危機。在這部作品中，我們不可能「真正地認出」誰是女巫，因為她總在語言的縫隙間遊移、變形、滑脫。我們以為抓住了她，實際上抓住的只是某個暫時拼湊出來的形象。當女巫天后象徵著純粹強大的惡卻反被聰明誤；當小男孩變成老鼠卻未失去主體；當知識成為不完整的指引，而非穩固真理：整部作品所展演的，是語言與認同的鬆動，是意義的延異所帶來的顛覆性魅力。

　　如果羅德・達爾在《瑪蒂達》中企圖創造一段語言重建的敘事旅程，讓小女孩通過閱讀與行動找回正義與歸屬，證明語言與知識可以是抵抗與修復的工具，那《女巫》則無疑是一場破壞性解構、符號不斷失效的敘事捉迷藏，它讓我們在不斷滑動的語意鏈中，意識到意義的不可捉摸與主體的不穩定。所有「自以為確信的事」都可能在下一個情節中顛覆；所有「可辨識的標記」都可能瞬間滑動，但這就像男孩與外婆準備出發尋找下一任「女巫天后」一樣，既危險又有趣，不過是場敘事遊戲！

《女巫》
作者：羅德．達爾（Roald Dahl）
繪者：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
出版社：小天下出版（2022）

責任編輯：鄭仲珈、周燕雯、李品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