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賴沛緹

圖：由作者提供

 

    本學期兒童文化課程中，討論了許多兒童做為youtube或是氣候代言人的情形(註1)，除了能看出兒童的角色不同於過往年代以外，在課堂上曾討論過的：「現當代的兒童是否成為某個領域的『代言人』？」這個議題十分吸引筆者的好奇心，思及此，不禁想起過去在臺灣也曾出現、作為代言人的例子：同樣在日本時代(註2)生長的黃鳳姿和綢仔絲‧萊渥。

 

    日本時代五十年的統治時光，所有族群皆留下不少的回憶和記錄，就文字資料來看，除了官方政令外，還有不少人類學調查報告、文學出版品和雜誌期刊；人類學資料如《蕃族調查報告書》、《理蕃之友》，以及各種不同主題的專論出版品(註3)；文學則有漢族少女黃鳳姿著作──《七娘媽生》及《七爺八爺》；雜誌如《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華麗島》、《文藝臺灣》、《臺灣文學》……等，這些資訊都為臺灣文學、兒童文學留下寶貴的紀錄。

 

    相對於漢族而言，原住民所留下的文字主要可由官方出版的《理蕃之友》中得見，官方出版品有其一定的審查制度，若將探查觸角伸及九零年代出版的一部日本時代生活手札──《山深情搖──泰雅族女性綢仔絲‧萊渥的一生》（以下簡稱《山深情遙》）一書(註4)，抽絲剝繭之後，就能看出另一種文字記錄的風景了。

 

    本文首先將分析作家作品，並由兩人作品出版相關人去論析社會大眾對於「女性」的心態；在由以上觀察作出結論，嘗試概括出自日本時代至九零年代，臺灣女性觀看、被觀看的變遷過程。 

 

 

    黃鳳姿的第一本作品《七娘媽生》(註5)，共有散文十一篇、民間傳說故事五篇(註6)，由其中篇名得知作者寫作內容大多為當時的生活情景及人人熟知的故事。黃鳳姿求學時，老師池田敏雄就其寫作文章之特色再多加指導，並推薦給教育、出版界的著名人士西川滿，原就對臺灣民俗風情多有興趣的兩人一拍即合(註7)，黃鳳姿於是踏上「臺灣的文學少女」這條代言人之路。

 

    黃鳳姿的散文作品中有篇〈おだンご〉（冬至圓仔），這篇文章用介紹性的口吻，向讀者說明如何做湯圓和相關禁忌等；但有另一位同學寫了與之相同題目的一篇作品，在這位同學的作品中，選擇描述做湯圓時調皮搗蛋的弟弟。兩者相較之下，身為評審者的老師，因為其愛好臺灣民俗，且身為日本人，種種因素使得黃鳳姿的文章成為日本語文教育的成功楷模。(註8)

 

    在此之後，黃鳳姿又出了一本作品集──《七爺八爺》(註9)。這本書收錄了散文十七篇、艋舺民間故事三篇及書信六封(註10)；並於升上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高）後繼續發表臺灣民俗相關文章。

 

    黃鳳姿的第三本著作《臺灣の少女》(註11)於一九四四年出版，這本書亦受到日本文部省推薦。池田敏雄作為這本書的編輯者，在後記中寫道：「不僅可以證實在臺灣的國語教育已收到輝煌成果，並且也可以啟示對南方共榮圈諸民族推廣日本語（略）。」

 

    日本時期的語文教育政策，對於漢人和原住民不盡相同(註12)。語文教育下催生的「臺灣文學少女」黃鳳姿，以及各類型的兒童文學作品，絕大多數為漢人作者；此類作品中，被載入清冊、出版銷售，甚至發揚至海外（日本）的，必定是日本教師們眼中的範本之作。這類經過日本老師指導的作品，相當有人類學的視角。

 

    黃鳳姿的作品，受到導師池川及出版者西川滿的喜愛，教育及國家體制的支持也讓作品順利推廣；仔細思考出版年代及出版者立場，可以發現因當時殖民背景需要教育成功的樣板，故當局必須塑造一位成功被教育的典範，黃鳳姿相當符合上述的需求，其被「看見」的事實，值得我們加以反思。

 

    一九九七年時報文化出版了《山深情遙》，作者標明的是日人中村勝及臺人洪金珠，緊接在後的是口述者「綢仔絲‧萊渥」的名字。講述的是主人翁泰雅族女性綢仔絲‧萊渥，跨越泰雅族、日本時期至國民政府時期的女性生命記憶。

 

    這部作品共有十章，前兩章為日本時代開始、出生、求學至第一任丈夫生死、日本戰敗等，第二至第十章及中敘述她與第二任丈夫日本士兵大西的愛恨情仇，當時已然是國民政府時代。整本生命史之主體，是綢仔絲以日文片假名書寫的多冊故事手稿，再經過「經過訪談、整理、比對及編譯（由中村勝以日文編寫，再由洪金珠譯成中文）之後，又編入註腳即完成本書」(註14)而完成的，除了文本中傳主自身所提及的語言經歷，也應思考此作品所隱含的權力關係。

    關於綢仔絲‧萊渥之先行研究，多數和被殖民中的女性角色有關，如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註15)。葉雅玲的論文是對於原住民女性從被觀看到自我發聲的過程變化(註16)；梁一萍則是對地圖及照片加以解讀，針對綢仔絲部分則提出了因兩位著書者之強權加註，故使傳主本人聲音消失的看法(註17)；楊翠之著作更將廣博地分析稠仔絲本人原住民、日本人、臺灣人三重身份的精神流浪及家園的身體流浪(註18)。

 

    另一類研究集中討論綢仔絲作品中的女性愛情觀點，如阮愛惠：「綢仔絲真可謂完全以『愛情』，且選擇性的愛情作為書寫自傳的動力。」(註19)。除了上述兩論點以外，所有研究者皆觀察到綢仔絲‧萊渥對於日本認同敘事與愛情緒事糾纏的狀況，且後者強於前者。

 

    上述兩類型研究，提出了女性作品的文學評論方式，甚至亦提出一部作品經過翻譯、編輯之後的「再殖民」歷程。若以此書出版之年份，對照國際當時興起的重新詮釋歷史的風潮，加上仔細探究這本書標明的「作者」：日人中村勝及臺人洪金珠，不難看出兩人將此綢仔絲視為「日本時代的夏泰雅族女性」這樣的代言角色。除此之外，書中在綢仔絲敘述間，不斷以括號註解，這樣的做法使得整本作品敘述者並非一人，而是三人：綢仔絲‧萊渥、中村勝及洪金珠。(註20)

 

    日本時期的原住民女性文字作品較為稀珍，直至一九九七年，才有泰雅族綢仔絲‧萊渥紀錄之手稿付梓，讓讀者得以看見臺灣另一嵎的風景。綢仔絲‧萊渥作品時代應跨及二二八事件，但在其手札中隻字未提，此一現象除了呼應「愛情」為其寫作本質之外，也可看出在「說與未說」之間，對國家、部族和他者的觀點為何。

 

 

    本文試圖以兩位日本時代女性的作品論析不同時代下「女性的代言人角色」。首先，作家作品中可以看出兩人寫作初衷之差異：黃鳳姿受到學校老師的鼓勵，並有出版界和政府的支持，故得以持續寫作並被視為「臺灣的文學少女」；綢仔絲‧萊渥則是自發性寫下日記，並著重於記敘其與日本丈夫的回憶。兩人作品同時顯現出人類學的風景：黃鳳姿的「說明式」寫作手法，顯示人類學家向他人展示所知的敘事方法；對照綢仔絲‧萊渥個人風格極強的主題式敘事（以個人情愛經驗為主的敘事方式），雖不是人類學作品樣式，但特別之處即在於綢仔絲‧萊渥本人擁有過去的日記，再經過日人中村勝採訪、臺人洪金珠翻譯後，整本作品顯示的卻又恰如人類學家解析的角度。綢仔絲‧萊渥與黃鳳姿兩人文章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自白式的敘述方式表明其寫作並非為了他者、並無預設讀者的立場；黃鳳姿經過指導的寫作方式則更像「說明」，欲向讀者說明情況。說明式的文章與無意識透漏被殖民景況的文章，兩種風格差距甚大，但兩種類型作品的出版皆標示了女性在不同時代、體制和語言環境中，被權力掌控者視做「代言人」的現象。

 

    接著討論兩人出版作品的相關人：黃鳳姿被發掘及看見的過程中可看出導師池田敏雄居中協調的重要性，池田本人在黃鳳姿作品《臺灣の少女》中所作後記，即可印證黃作為「日本語文教育成功的代言人」此論點；接著藉由綢仔絲‧萊渥作品中重要的兩位關鍵人：中村勝及洪金珠，兩人對於《山深情遙》的出版、編輯等的介入手法，去論析當時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女性始終並未賦予其發聲權。

 

    日本時期至九零年代，臺灣女性觀看的議題，以黃鳳姿為例，其處於政府體系並做為模範，作品中看見其家庭和學校中聰慧良順的樣貌，其觀看的議題多受師長指導，師 長的觀點亦構成其世界，離開學校後與導師池田結婚，爾後在無出版作品。綢仔絲為泰雅族，求學期間因教師厚愛反被家族禁止赴校(註21)，爾後由作品中可以看見其對部落、家族和國家的看法，三者的重要性都不及愛情；且在文中未言及的許多社會巨變，也透露出綢仔絲觀看的議題在於如何生存、如何與愛人相處，其文本中充斥的日本認同感也顯示出獨特的時代意義。

 

    黃鳳姿和綢仔絲‧萊渥「被看見」的契機皆與時代背景有關，前者居於臺北，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成為日本帝國四十年來語文教育的成功典範──臺灣的文學少女；綢仔絲在一九九○年代，女權運動、原權運動和微觀歷史風起雲湧，其手札雖出版，但在他人加註之下成為「日本時代原住民女性作品」，這樣主體未現的代言角色同時宣告了推手們的觀點，至此，可知原住民女性至一九九○年代「被觀看」的方式。

 

    二十年後的今天，女性作家作品及題材更加多元，若未來能透過這些作品去探析臺灣社會對於女性觀看及被觀看的方式，相信將可更進一步瞭解其中繁複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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