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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位置與複數盒子──瑪格莉特．愛特伍和她的跨世紀思辨小說(1)

文：鄭若珣（國立臺東大學兒文所畢，現為圖文工作者。）
圖：皆出自網路來源，網址附於圖片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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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扮成使女的婦女在美國國會山莊前抗議生育計劃的經費被削減，亞倫•伯恩斯坦（Aaron P. Bernstein），路透社（Reuters）。圖片來源：https://www.nytimes.com/2017/06/30/us/handmaids-protests-abortion.html

 

        2017年6月，一群穿著紅衣制服的使女出現在美國國會山莊前，抗議共和黨的醫保法案。自川普（Donald John Trump）上任以來，保守勢力再興，夾帶傳統保守價值觀的女性身體宰制，再一次死灰復燃，世界各地都可見女性刻意裝扮為使女，以沉默表達沉重的抗議。

 

 

《使女的故事》與相關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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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臺北市：天培文化，2017.6。圖片來源：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52948?sloc=main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自1985年問世以來，已被翻譯超過四十種語言，曾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圖像小說，並持續影響世界直到今日。然而，在歷史迴旋中，我們居然不知不覺來到了一個與基列國[1]最接近的時代，這是一個歷史的玩笑嗎？

 

        「這些事實在人類歷史中一直存在。」常常被稱以先知，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提醒讀者，小說中的世界與我們的日常並不遙遠。

 

        在〈使女的故事在川普時代的意義〉一文中，愛特伍回憶1984年於西柏林寫作的時光，當時圍牆還在，鐵幕甚深；消息傳遞困難、述說者轉眼消失，她訪問過幾個鐵幕中的國家，感受到那種封閉生活的日常真實。她開始構思與假設，如果美國被專制政權接管，會是何種樣貌？

 

        文中回答了這本小說最常被問的三個問題：「這是本女權小說嗎？」、「這是本反宗教小說嗎？」、「這本書是個預言嗎？」愛特伍提到，若所謂女權小說裡面的女人都像天使一樣，或永遠為受害者，沒有自己的道德判斷，那這不是女權小說。但如果你說這本小說的內容有女人，而女人的行為影響了這本書的主題、結構與情節，這樣的話，哪本小說不是女權小說？

 

        一群專制男人取得了權力，並恢復極端的父權制，該政權取用聖經符號，若在美國發生必然是如此，不可能會是穆斯林或共產主義。歷史中，集權主義者常使用制服來識別與控制人們。小說中女子服裝的顏色取自古典宗教畫的女性服飾──聖瑪利亞的藍色與代表分娩的紅色，而紅色也是醒目且不容易逃脫的顏色。她們戴著看起來像維多利亞時代修女的服飾與帽子，同時也來自一個愛特伍小時候害怕的夢靨──1940年代的老荷蘭清潔者產品包裝（the Old Dutch Cleanser package. 或許這種強迫清洗的壓迫感連結到了極權主義的思想清洗？），她提到這本書不是反宗教，而是反對以宗教之名為專制的手段，這完全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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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Dutch Cleanser logo。圖片來源：https://longreads.com/2017/03/30/the-religious-iconography-of-the-handmaids-tale-plus-soap/

 

     隨著美國大選後公民權利與婦女權利的倒退，許多人感覺生活漸漸受到威脅，小說中的情境或將成為現實，愛特伍認為預言不可實現，因為變數太多。「但這可以是一種反預言，如果我們詳述這樣的未來，這樣的未來也許就不會發生。」然而事實證明，這樣的想法或許也是一廂情願。

 

        最後她提出，《使女的故事》還屬於一種少被提及的文學形式──見證文學。女主角奧芙弗雷德隱藏了記述真實經歷的書信，希望日後的人們可以發現與閱讀，就像是魯賓遜或安法蘭克，奧芙弗雷德的兩個讀者一為書末學術會議的讀者，一為小說的真實讀者。愛特伍認為在權力衝突、仇恨上升的這個時代，一定也有很多人在記錄各個團體中真實的經歷，但願他們的信息不會被壓抑和隱藏。

 

 

文本跨媒體的內容變貌

        2017年《使女的故事》被改編為美國電視連續劇，或許是因為川普選後帶來的共感效應，掀起了有史以來最熱烈的反應與迴響。愛特伍在第一季客串了一個基列國嬤嬤的角色，狠狠打了女主角一巴掌。

 

        「這實在太像歷史了，女性與女性會結盟，會靠著指責他人來擺脫困境，婦女會對婦女行使權力。有些機會主義者，運用大環境轉變為自己的優勢。」她深深有感，這些事簡直就如現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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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電視劇女主角伊莉莎白．摩絲與作者瑪格莉特．愛特伍。Portrait of Elisabeth Moss and Margaret Atwood shot at the Time Inc. Photo Studios in New York, March 18, 2017.Ruven Afanador for TIME.圖片來源：https://time.com/4734904/margaret-atwood-elisabeth-moss-handmaids-tale/

 

        確實，電視連續劇專業精緻的製作卡司，讓基列國的一切看來如此真實。劇中演員的深刻演技，表現了身為使女的壓抑與痛苦，以及高壓專制的環境中人的必需與人的面貌，使觀眾更快更深的同理角色，產生情感。相較於小說的個人單線敘述，電視劇擁有多視角的優勢，故事切入的層次更為自由立體，角色演出的刻劃更為人性化。觀眾看見每個角色的內心掙扎，無論他們處於何種權力位置，都擁有各自的無奈。文本經過演員的演技詮釋，展現更為多元的面向。

 

        不同的媒體帶來不同的觀賞／閱讀感受，《使女的故事》文字小說的敘事型態為單一視角，隨著奧芙弗雷德內在聲音的不斷敘述，我們感受到主角身處於專制封閉環境中的壓抑，須藉由不斷的回憶來確認自己的存在。我們可以從主角的內在敘述中感受到情緒起伏、對自我／他人的懷疑，對自我處境的設想與判斷。有很細微的，混同著個人思緒的環境觀察；也有自棄自厭，或順從中的內在反抗。讀者透過文字閱讀這些內在口白，彷彿成為讀者自身的內在聲音，讀者的意識、思緒不知不覺疊合在主角的體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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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圖像小說。圖片來源：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63668

 

        《使女的故事》圖像小說於2019年出版，繪者為加拿大插畫家芮妮．諾特（Renée Nault）。善於使用墨水的繪者，以三種不同的畫風來表現當下生活、美好的回憶、痛苦的衝突。劇情上則必須刪減大量的主角思維，直接以畫面表現，也更動編排來處理原著中十分頻繁的回憶閃回。大量的內心思維被刪減，雖使故事主線更為聚焦，也犧牲了思維提問為讀者提供的思考線索。

 

        閱讀文字、觀看電視劇和閱讀圖像小說的經驗，顯現了文本在不同的媒體展現的不同特質，而在每一個轉換間，作品已然不同。

 

 

人權vs女權

        從1969年第一本小說《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探討女性社會地位，長年以來愛特伍被認為是女權運動的代言人，然而近年來發生的事件，讓人更明確感受到愛特伍專注的是「人的權利」。2016年愛特伍因為聲援友人史提芬．蓋洛威的疑似性侵案件，而被 #me too風潮下的女性運動者攻擊，認為她違背了女性主義者的立場。

 

        愛特伍在〈我是個不良女性主義者嗎？〉一文中，說明了她所堅持的重點。「我的基本立場是，婦女是人類，具有聖人和惡魔的各種行為，包括犯罪行為。她們不是不能做壞事的天使，如果她們是，我們就不需要法律制度。」她提到對事件未審先判，群眾的審判替代法律制度的擔憂。愛特伍更仔細的解釋，有三種關於女巫的語境，一為稱某人女巫，直接指稱她是。一為獵巫，以不存在的證據暗示某人是。一為薩勒姆巫術審判的結構，她要討論的是第三種。雖然仍有批評者認為愛特伍忽略了事件中的男女方的權力不對等，但愛特伍顯然認為依循程序正義釐清真相，才是政府機構應該做的事。

 

        觀察到網路興起所形成的操控力量，已然造成現實的影響，愛特伍似乎總能退一步看，並提醒讀者不要濫用手中擁有的力量。在〈如果你要說真理就是權力，請確保那是真理。〉一文中，她提出了一些對這個時代的觀察和警訊。

 

        「的確，沒有任何權力的人們在突然獲得權力的情況下，有些人會濫用這種權力。」或許時代改變，人性總是雷同，觀察社會運動有時的過激現象，沒有把持那條線就容易擦槍走火，甚而提供了專制政權的孕育前奏。「這樣的事總是以迎接更美好世界的名義進行。有時，它們被用作新的壓迫形式藉口。」觀察歷史上的種種大清洗，即使當代世界依舊可見的思想審查、種族迫害，人類確實容易重蹈覆轍。而在網路時代，躲在鍵盤後攻擊，成了輕而易舉的事，言論成為力量的雙刃劍。

 

        「對很多人來說，詆毀別人是種樂趣，而這種行為也常常是越了界，如果你真的把你自己放在標示『美德』的盒子中，你該問自己真是為美德而做，還是只是個施虐狂。請覺知你是如何使用你的力量。」愛特伍如此說。

 

 

人與權力的更深探討《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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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詞》（The Testaments）英文版封面與封底。圖片來源：https://alibraryinmyluggage.com/the-testaments/

 

        2019年，一本被期待了30年的小說終於問世。《使女的故事》續集《證詞》（The Testaments），在 2019年9月10日發售，一個月內在英國就銷售了25萬本。本書亦於2019年榮獲布克獎。

 

        《證詞》的封面與背面是兩位女性的頭像，每面各含有第二位隱藏的女性。愛特伍本人更動了原本太暗沉的封面顏色設計，改為目前的春綠色。女人們加上希望，隱約透露了本書的基調。

 

        《證詞》由三個女人的自述構成，這三個人在身分上，處於截然不同的立場和權力位置，身懷不同的歷史經歷，以三種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同一個社會。她們意念上有一個相同的目的──離開壓迫以追尋重生。於是三股繩子編成一道力量，彼此互助，歷經重重危機邁向成功。個人自述的形式延續自《使女的故事》，三個女人的自述帶來三種視角，相對於《使女的故事》被放在女性與男性、獨裁與自由對抗的主題探討；《證詞》則更著眼於人在環境中的選擇，人的選擇會改變，也會帶來改變。

 

        這裡有一位舊時代的女性（麗迪亞嬤嬤），她為了生存效力於專制政權，帶著智慧和耐心在歲月中蟄伏，走到了權力中樞的位置，運籌帷幄、操控大局，最終朝專制政權發出致命的一擊。這裡有一位專制政權下養育出來的女性（艾格尼絲），她有疑惑卻無法發聲，因為對信仰有堅定的心，對使命的相信讓她行動。這裡還有一位遺失過去的女性（黛西），了解身世讓她產生了動機，最終擔負了更大的責任。

 

        麗迪亞嬤嬤是個充滿張力的角色，在第一集中讀者看見的是一位效力於專制政權，逼迫女性的邪惡爪牙。在續集中，讀者看見這個背負惡名的女性，如何在凶險的政治環境中，庇護拯救年輕的女子。盒子之中仍有盒子。實情永遠比表象複雜，這樣的角色群在歷史中確實存在，她們被局勢引到了一個位置，必須以智慧來因應生存，若非留下的手稿，沒有人能認識完整的真相。

 

「你是誰，我的讀者？你處於哪個時空？」

「我的讀者，我有個意外要告訴你。連我自己都相當詫異。」

 

        對讀者說話的句子多次出現在手稿中，突破了第四面牆與本書閱讀者直接對話。那也是對著假想讀者的作家聲音。

 

        兩位年輕女性，是《使女的故事》女主角奧芙弗雷德的兩個同母異父的女兒，繼承了她勇於反抗的血液，卻也必須相互合作，才能越過凶險。她們逃向加拿大的最後一哩路，在海灣中共乘一艘充氣艇，在洶湧的海潮中，必須一個左、一個右用力划槳，以使小艇前行。

 

        這樣的設定是基督教三位一體的隱喻？或是過去、現在、未來，命運三女神的影子？亦或是女權運動的暗示？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所有相異的女性彼此「合作」，才能突破困境的藩籬，是本書明確的訊息。這本續集有如愛特伍以小說的形式，對讀者的種種提問加以解答。更深的探討女性在權力中展現的各種樣貌、探討信仰之為用、探討人的選擇。

 

「因為愛如死堅強。」

 

        《證詞》中的最後一句話，引自《聖經》雅歌八章六節：「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戴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閃的光是火的閃光，是耶和華的烈焰。」此結局正昭示了信仰用於奴役／自由的兩面性，像是一句解開迷思的咒語，終結了基列國的一切，帶領生命繼續往前。2020年法蘭克福書展因為新冠肺炎的全球肆虐，書展首度採取線上舉辦，愛特伍受邀在視訊中受訪，她呼籲大家，即使環境險峻，依然不要放棄希望。歷史上人類也曾渡過許多大規模的危難，她依然對人類抱有信心、對生命帶著熱情。

 

        瑪格莉特．愛特伍的文學創作始終探討「人與權力」，她思想處於權力關係中人的樣貌，分析權力結構對人帶來的影響，述說人如何取得權力又失去權力，極權政權如何出現又如何消失。思慮清晰又繁複的她，犀利的在文學中揭露人類的真相，卻又能正視黑暗而不放棄希望。關心生態、關心人權，80歲的愛特伍依舊精神奕奕的參與各種社會運動，當她帶著一貫的幽默、慧黠發聲，那些睿智的文字和語言，再也沒有人能輕忽。

 

 

參考資料

 

[1] 《使女的故事》將美國構想成一個專制獨裁的「基列國」，用以警示自由民主體制的脆弱。

 

 

 

責任編輯：陳雅媛、陳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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