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益欣

　　林立被洪文瓊稱為臺灣首位「業餘的專職兒童文學作家[1]」，這位自稱是家庭主婦的女作家，先於1975年，由書評書目社出版了《山裡的日子》，這是林立獲得第一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少年小說類第一名的作品；而後又出版了《到了城裡》，這是書評書目社在1982年推出《洪建全兒童文學獎作品集》時，所收入的《山裡的日子》的續篇。

　　林立是受過完整日本小學教育的臺灣人，二戰後與同一世代的文人相同，經歷了艱辛的語言轉換，同時，她也是在那個兒童尚不受重視、經濟尚未發展、一般社會普遍對兒童文學沒有認識的時代裡，少見的著力於兒童文學創作的女作家[2]。因為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身份，加上其作品具一定的質量，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在2012年，由洪文瓊總策畫，出版了《林立兒童文學作品集》[3]，收錄其小說、童話、寓言和故事集等不同類型的創作共六冊。前述兩個作品也在其中，重新改版後分別命名為《阿三的故事（上）：山裡的日子》以及《阿三的故事（下）：到了城裡》，並由曹俊彥以白描的毛筆線條重新配置插圖，與原版王庭玫較為抽象的插畫風格相較，寫實度更高。

　　兒童文學作品與其他藝術領域的作品相同，勢必受到創作時所處環境的影響；而反過來說，作品或多或少也會反映當時的環境。以《山裡的日子》以及《到了城裡》這樣書寫鄉土景況的作品來說，更有記錄時代風土、呈現當時價值觀的特性（或功能），若將之放置在不同的時代脈絡裡，也能夠作為時空演變的檢視和比較。因此，本文將先從「臺灣歷史中的兒童文學」介紹這兩部作品創作時的歷史背景，再試從「兒童文學中的臺灣歷史切片」，析論《山裡的日子》[4]與《到了城裡》[5]這兩部作品。

臺灣歷史中的兒童文學

　　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於1974年設立，是繼1964年兒童讀物編輯小組設立、1971年教師研習會兒童文學寫作班開辦之後，臺灣兒童文學史上發展的第三個重要里程碑[6]，也是臺灣民間企業辦理兒童文學創作獎項的先例。可以說，臺灣對於兒童以及兒童讀物的關注，從早期主要的官方主導，進入了民間有能量和能力去關懷和使力的階段。同時，1970年代臺灣的政治環境，在國際上正在受挫，國民黨政府作為正統中國繼承人的地位，接連因為1970年的保釣運動[7]、1971年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與日本斷交、1979年與美國斷交而受到挑戰和檢視。當時在臺灣成長的戰後世代、知識分子，開始思考臺灣主體，對於1950、60年代的流亡心態多所批判，認為應該要深入認識臺灣社會，同時連繫外在現實。蕭阿勤引用德國哲學家雅斯培用以形容希臘哲人時代的「軸心時期」，來為臺灣的1970年代定位，認為這個時代之於臺灣，如同希臘哲人時代之於西方文明，是關鍵並承先啟後的。臺灣到了1970年代，先前被無意識接受的觀念、習慣與環境，都受到了審查、質疑與清理，並且對後來影響至深。雖說這個戰後世代，因為受到黨國教育影響，其歷史敘事和國族認同，與1980年代及其後的主張有所不同，但當時對於臺灣過去的挖掘，以及現實與鄉土的重現，仍然為往後政治文化的本土化和臺灣化做了重要的奠基[8]。

　　若從上述的歷史背景去看，一方面便可以理解，何以那個時期的文學作品開始對臺灣的風土大量著墨。而獎項對此類書寫的鼓勵，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界主流價值觀的展現。另一方面，此類貼近臺灣風土樣貌的書寫，不啻也是後代了解臺灣歷史的材料。

兒童文學中的臺灣歷史切片

　　《山裡的日子》描述在家中排行第二的阿三，作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在山村中和爸爸媽媽、只差兩歲的大姊、兩個年紀較小的妹妹以及年紀相仿的同學共同生活的日子。故事裡，主角阿三經歷了對農事的抗拒到對勞動生活的欣賞、爸爸大病到康復、以及最後由爸爸做主到城裡讀書的過程。《到了城裡》則描述阿三到城裡後，寄居在爸爸友人家生活求學，在新環境所經歷的許多第一次。並且也描述和寄居友人家小孩、舅舅以及同學的人際關係，還有城鄉的衝突和自身身分認同的掙扎。

　　兩部作品對於山村中的自然景物、農家的生活方式以及孩童的遊戲等，有著細膩的描述。而對於該時代學童升學考試的情形，以及城鄉之間的差異等，也有許多呈現。例如爸爸大病中，兩姊弟必須到大區園為爸爸抓藥，路途上「有一座山，巍然聳立。整座山沒有一根草、一棵樹木，灰白色的泥土，在陽光下炫耀。被雨水沖成鋸齒形的山脈，呈現出一副兇惡之狀[9]。」除了是在映襯為爸爸擔憂的姊弟倆的心境，也是對臺灣南部月世界惡地形生動地描繪；故事裡也多次描述山村裡鄰人互相友善、互相幫忙的情形，其中有一次，是阿三和幾個同學知道自己砌土窯，弄亂了知老伯的園子，於是主動撿柴送到知老伯家賠不是，除了描述孩子們的純真善良，在阿三與幾個同學離開後「知老伯注視著孩子們，直到一點背影都看不見了，他仍捨不得回屋，他忘不了那些純樸的面孔[10]。」由不認同兒子離鄉到城裡工作的知老伯作出這樣的舉動，似乎也是在突顯城鄉變化的感慨。此外，孩童的遊戲活動穿插在故事之中，舉凡釣蝦、抓斑甲、放小舟、猜謎、家家酒、養蠶寶寶、撿芒果、採雞肉絲菇以及前述的砌土窯等，可以看見那個時代的鄉間兒童遊戲，多是與自然環境融合，就地取材，有時候與工作或覓食的界線十分模糊，充分展現時代或地域的特性。在這些孩童的遊戲裡，有些或許都還是現今鄉間會從事的活動，但也有令現代的我們感到陌生的遊戲。例如中秋節一家大小在院子拜拜，吃麻糬和文旦時，鄰居小孩聚集過來一起遊戲，玩的是「水雞神」[11]，這是請青蛙神上身的一種靈異活動，也是古早南部農村中秋夜孩童必玩的童趣遊戲，儀式由來已久，但真正起源時間難以考證。可能是早期務農，農民依賴青蛙驅除田間害蟲，才有水雞神之說，甚至演變成遊戲[12]。

　　到了續作《到了城裡》，因為主角阿三的經歷，有了更多城鄉差異的呈現。對於升學考試的描述也很細膩，除了孩子埋首準備考試，家裡全力支持，媽媽從媽祖廟求來護身符，甚至過去的玩伴好友也抓斑甲要給他們補身子，而對於考試現場的描述，也呈現家長對孩子們寄予厚望的模樣：「孩子們進入考場，陪考的家長們顯得坐立不安。」或者「看到自己孩子拿著筆不動，瞪著黑板或天花板的，急得手掌捏著汗，恨不得跑進去替他解圍。[13]」回首臺灣的教育制度變革歷史，到1968年才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那之前，小學生為了升學而補習、苦讀、進考場，的確也是一個時代影像。而當阿三第一天要到重讀六年級的小學報到時，和爸爸一起走路去學校的阿三，第一次見到了火車。到了城裡，種種與鄉村的差異對阿三造成許多衝擊，第一次看見火車，也很震撼。在爸爸告訴阿三火車是北上的列車之後，爸爸接著說：「阿三，好好用功，以後送你到台北」、「到台北？做什麼？」、「讀大學。[14]」這段情節除了是呈現天外有天，小城之外仍有更大的城，更廣大和未知的世界之外，前述的考場情景，以及這裡爸爸的態度，也可以看做那個時代普遍價值觀的代表：若要出人頭地，就要讀書，就要到城裡。不過，在故事裡，作者將爸爸的角色，設定為讀過書，但選擇待在山上務農，勤懇踏實並十分自豪的勞動者，就又讓城市與鄉村，進步與傳統，文明與自然之間，有了更多思考討論的空間。

小結

　　上述所擷取討論的，雖不是大敘事的歷史視角，卻也能從庶民生活，鄉土書寫之中，看見臺灣那個時代的風貌，可說是兒童文學中的臺灣歷史切片吧？

　　當然，因為時代的轉變，有許多看似描述當時的寫實景況，由現代的價值觀看來可能會感到格格不入。例如前述中秋節的「水雞神」遊戲，或許就像「錢仙」或「碟仙」等遊戲，因為涉及靈異領域，被現代的家長認為兒童不宜而式微消失，或轉而成為禁忌與次文化。另外，故事裡一旦描寫到爸爸休息或放鬆時，必定會描述爸爸掏出「新樂園[15]」，點燃香菸吞雲吐霧的情景，這通常也是現在的兒童文學書寫，會有意識去避免、遮蔽的部分。對於故事裡聚焦著墨於爸爸和阿三之間的互動，以及爸爸話語間透露的價值觀，也會看到那個時代以父權為中心，重男輕女的情形。在故事裡，只大阿三兩歲的姊姊和媽媽一樣，總是扮演任勞任怨的家務勞動者，看來並沒有到學校求學，偶爾甚至是姊代母職的照顧者，對阿三來說，姊姊就像個小大人，有事可以找她[16]。爸爸重病時，將阿三叫到床邊想交代事情，但看到年紀太小的阿三哭成淚人，也只能在心中感嘆，似乎並未將家中的另外四個女人，包括妻子、大女兒和兩個小女兒看作是傳承的對象。並且，顯然認為教育這個男孩子是他的責任，是他才能勝任的事情[17]。當阿三到了城裡求學，也有許多父子的互動和對話，可以明白爸爸因為阿三是男孩子，所以認為栽培他，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上述這些情節安排和描寫，都讓這兩部作品更加寫實，或許也反映作者自身的價值觀。將這些隱含的價值觀放置到不同的時代脈絡裡，我們可以檢視和比較在臺灣社會裡種種價值觀的變化和移動。

　　雖說《山裡的日子》以及《到了城裡》，書寫的是臺灣某一個時代的小人物故事，是歷史的一個切片，但在大架構上仍舊扣著離家／返家的大主題，並且在阿三這個少年逐步建立自我認同的歷程中，有著細膩的描寫，因此到了現在，讀來仍然很能引起讀者共鳴。林立自謙是一位家庭主婦，並且強調是因為自知能力不夠，所以選擇在自己較有興趣、較能把握的兒童文學這塊。或許如前所述，這樣的作品不是書寫恢弘的大山大水大敘事，但是如此貼近自身經驗、時代樣貌的庶民小敘事，放置到仍然對後現代、後殖民有所需求的當代臺灣社會裡，或許會如一塊小小璞玉，越是玩賞越顯光輝呢。

責任編輯：陳雅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