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為師者的諄諄教誨 ──從《小學生雜誌》的刊頭辭來觀察
文：林杏娥
圖片由作者提供。
一、前言
1951年3月《小學生》在臺灣省教育廳的指示下創刊了。
那時，正值韓戰爆發(註一) ，國民政府自1949年遷臺，正積極推展國語運動，因此當時於1950年代先後創刊的三種兒童刊物也有著相似的倡導與主張。不論是本文所要介紹、創辦於1951年的《小學生雜誌》，或是1953年由學友書局以「灌輸民族意識、介紹科學知識」為出版目的之《學友》，以及以「協助政府推展國語文教育」為職志的東方出版社在1954年創刊《東方少年》，這三種兒童刊物都呼應著國家、社會當時的需求。除了推展國語運動以外，兒童教育的基礎紮根也是各兒童刊物的出版目標，尤其是官辦的《小學生雜誌》更是奉為圭臬。陳文立於〈1950、60年代兒童刊物中的理想兒童特質──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小學生雜誌》為中心〉一文中，指出：「《小學生雜誌》以『故事』為傳遞成人意念的主要形式，以英雄、偉人為敘事核心的歷史故事向讀者揭示『機警、沉著、早慧』等處事典範，另以好孩子的生活故事提供能具體實踐、內求諸己的『自重、勤勞、忍耐、誠實、禮 貌』美德。」(註二) 洪文瓊亦曾表述50年代官方系統出版的兒童讀物，「大體上較配合政策走向，偏重傳遞中國傳統文化（…）較多作品是教訓意味頗濃的生活故事性童話。」(註三) 筆者以為陳文立和洪文瓊的觀察確實如此，從《小學生雜誌》收錄的文章、故事皆可見其積極於紮根兒童教育，不僅如此，在《小學生雜誌》的開場白，即編者的刊頭辭，即可略窺一二。
林文寶認為，兒童讀物是指專供兒童閱讀、欣賞、參考或應用的各種書報雜誌，是經過一番精心設計而成，是為了適應兒童時期的需要所編印；而兒童文學廣義是指適合兒童閱讀的文學作品，狹義則認為是為兒童而寫，具有兒童性、教育性、遊戲性、文學性的創作。(註四) 顯然，兒童讀物是「寓教於育」，其目的是希望對兒童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陳文立認為，《小學生雜誌》各期均以封面內頁（封面裡）為刊物第1頁，編者發表刊頭辭，內容多以崇高偉表的，闡述美德內涵（誠實、守信、律己以嚴）、節日獻詞、榜樣人物（于右任、李政道、楊政寧、國父）。較特殊的則有《小學生》發行人吳英荃去世、一人一元救災運動等記錄。此頁並無單元名稱，惟自331期（1965年1月）起，於目錄的分類中，納入「我們的話」一類。340期（1965年5月）起，改以編輯室桌上的小瓷狗作為主角，寫信給小朋友，但內容並無變化。(註五)
亦即說，即使不知編者是誰，或是改換編者，《小學生雜誌》的編者刊頭辭在內容上皆秉持著教化意義，在編者所關注的主題上，不論是節日或是時事或是其他，皆是對小學生的讀者諄諄教誨。而若以刊物名稱「小學生」不難探知，這本刊物儼然以師者自居，如韓愈所言：「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所傳的道，即是「正道」，即正確的價值觀。而編者正是那傳道的師者，誠如孟子說：「教者必以正。」而《小學生雜誌》內容確實是具備知識傳授以及傳道功能，不僅在內容上，我們從編者刊頭辭裡，也可見編者期望小學生讀者能因閱讀《小學生雜誌》而受教，從而導正或建立良善的行為習慣，如同在筆者小時候的作業簿上所印的兩行字：「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筆者將試圖透過觀察《小學生雜誌》編者的刊頭辭，來探究編者如何以師者自居，深耕兒童教育，以達到潛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二、《小學生雜誌》
1945年，臺灣甫結束日本殖民統治並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收，而國民政府對接收臺灣的各項準備工作，其實早在1944年3月就成立臺灣調查會， 並且於1945年3月制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註六) 在綱要中便強調推行國語政策以及掃除日本餘毒，加強臺灣民眾的民族意識。因為日治殖民造成的語言隔閡，使得國語的推行成為當時管治臺灣的主要任務，因此隨後教育部即指派人員來臺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而在1946年，「臺灣文化協進會」初成立時，聲明：「我們臺灣本是漢民族好的種子……需要將這苗圃裡面的毒草雜草鏟除，澆上好肥料，才能得到正常的全面的發展」。由此可見，先鏟除毒草雜草，澆上好肥料，才能幫助臺灣人民再度成為良正的漢民族，而「漢民族好的種子」的小學生更是亟需「澆上好肥料」，以使其「得到正常的全面的發展」。
1951年2月，《小學生雜誌》在臺灣省教育廳廳長陳雪屏的指示下創刊，為了配合教育政策、針對實際需要，由吳英荃擔任發行人、李畊為編輯。
在《中華民國兒童圖書目錄》中收錄了編者的話：
有人說：「創辦刊物，必須要迎合讀者所好！」但是我們不但不願意這樣去做，而且我們更要一反其道，不獨不利用讀者的弱點，而且還要糾正讀者的弱點！尤其是對於一般無定識無定見、聖潔天真的小朋友們，如果投其所好，那將是一種不被赦免的罪！所以我們錄取稿件的先決條件，必須要有教育意義。(註七)
而在《小學生雜誌》每一期徵稿簡約：「凡富於教育意義，適合兒童興趣的一切文字、圖畫、歌曲等，我們都歡迎。」將「教育意義」列為徵文的優先必要條件，為了配合教育政策，視當時小學生的「實際需要」，如此才能落實「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為旨趣」(註八)的出版宗旨。
《小學生雜誌》於1953年一分為二，即在發行第四十七期，改為革新第一號，在1953年1月成立編輯委員會，之後分為《小學生雜誌》和《小學生畫刊》，每月5、20日出刊，《小學生雜誌》以中高年級學生為對象，《小學生畫刊》以低年級為對象。
《小學生雜誌》曾經有過輝煌時代，「本刊的讀者，顧名思義，當然係以自由中國的一般小學生們為對象。發刊以來，由於各級教育機構的熱忱愛護和衷誠合作，已經博得了自由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小朋友的閱讀和支持！現在，本刊的團體訂戶，在臺灣全省，早已經達到了每班一份的預期目標。」(註九) 然而到了1964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供資金給予援助，以幫助臺灣執行兒童讀物出版計畫，省政府教育廳於該年6月成立「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開始定期出版《中華兒童叢書》。《小學生雜誌》終於在難以回收各地拖欠訂費的狀況下(註十)，終於在1966年先後將《小學生畫刊》、《小學生雜誌》停刊。
從1951年至1966年，長達15年的發刊，閱讀過《小學生雜誌》的小學生無可數計，筆者曾訪問現職公司的老闆（民國1949年出生），他便是看著《小學生雜誌》長大的，據他回憶，在當時，全班輪流看這份雜誌，每人只能帶回去一天，隔天便要歸還，再輪給下一位同學，而他對內容印象較深刻的是漫畫，尤其是「小亨利」，對於「小記者訪問記」也約略有些印象，但對編者刊頭辭則全然無印象，他笑說：「小孩子只愛看圖，不愛看那麼多字，所以都會跳過去……」。
儘管如此，筆者認為，藉由觀察編者刊頭辭來了解其對於小讀者的諄諄教誨，亦可一窺當時所關注的教化主題為何。
筆者的研究範圍將以臺東大學兒童文學所所藏《小學生雜誌》為中心，探析各期編者的刊頭辭，因囿於時間因素，故以新第二0號至新第一七九期為範圍。
‧ 新第20、23、26、27、28號
‧ 新第33號
‧ 新第46、48號
‧ 新第50、52、57號
‧ 新第63、69號
‧ 新第96、97號
‧ 新第122、123、125、126、127、128號
‧ 新第140、142、142、145、148、149號
‧ 新第171、172、173、176、177、179號
‧ 新第180、181
三、編者刊頭辭
在雜誌每一期的封面內頁（即封面裡）有署名「編者」的刊頭辭，筆者整理後，視其內容約略分為六類：節日獻詞、榜樣人物、品德教育、時事話題、衛教宣導、國家認同。其用語淺顯易懂，誠懇真切，文中每每會提到「小朋友」三個字，儼然是與正在閱讀該文的小讀者對話般，易產生共鳴，觸引其同理心或是感同身受，而這樣的對話方式，即使是在說教，也較容易讓國小學生接受的，不會有疏離感，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如此更易達到說服的目的。
本文稍感遺憾的是編者不詳，僅知在四十七期前的編輯是李畊，而李畊的生平亦無從而知，筆者僅在邱各容的《兒童文學史料初稿（1945-1989）》尋得蛛絲馬跡：主編李?則認為兒童讀物標準應該從兒童的自然要求與教育的當然理想等兩方面著手(註十一)。而1953年一分為二之後的編輯委員會目前還找不到相關資料，筆者會再繼續努力。幸好，就如陳文立所言，僅管改版，刊頭辭「內容並無變化」。因此並不影響筆者觀察編者如何化為師者來對小朋友諄諄教誨。
（一）節日獻詞
每逢節日（兒童節、國慶日、元旦、光復節、母親節……），編者刊頭辭便會出現與節日相關的內容。最常出現的則是與小學生息息相關的兒童節。在新第二十七號（1954.4.5）、新第一二二號（1958.3.20）、新第一七一號（1960.4.5）皆以「兒童節日的禮物」為題，這三期的開場第一段皆相同：
四月四日兒童節又到了！兒童節是小朋友們自己的節目。在這一天學校裡舉行運動會呀！開慶祝會呀！跳呀！唱呀！……樂得不得了！回到家裡，爸爸媽媽又給買了許多新衣服，新玩具，還有糖果糕餅，有吃，有穿，又有玩，真是一個快樂的節日。在這?節目，我們也準備了一份禮物，來贈給成千累萬的小朋友們！我們的禮物是什麼呢？它不是吃的，玩的，也不是穿的；但是我們相信，這一份禮物，對於小朋友們將是十分有用的。
所準備的「禮物」皆是「一位當代小朋友模範」，新第二十七號的「禮物」是「介紹一位友愛、孝悌、刻苦耐勞，自力更生的小朋友（嘉義縣六美國校許後傳）」，而新第一二二號是「介紹一位德行優良的小朋友（臺北市西門國校王金川）」，希望大家效法他拾金不昧的作為。新第一七一號不再以當今的小朋友為模範，而是以兩位偉人為禮物： 國父七歲入私塾念書，對教書先生只念讀不講解的教書方式勇於表達意見，請求老師講解書裡意義。而另一位偉人則是 蔣總統六歲入私塾時本來很貪玩，後來被王太夫人勸導後開始專心讀書。「小朋友，現在大家正在求學時代，我們熱誠地希望大家學習兩位偉人的好學精神，力爭上游」。
除了兒童節，逢國慶日、新年，編者也會因應節日有感而發，在新六十三號（1955.10.5）「國慶日感言」則是期勉小朋友要感懷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慷慨赴義、犧牲小我的大無畏精神，並提醒小朋友：
萬惡的共匪在俄帝卵翼下竊據了大陸，我們的國家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大陸的同胞正在水深火熱之中忍受著萬惡的共匪的鞭策！奴役！
在新第二十號（1953.12.20）的「新年獻詞」裡，編者一再提醒小朋友要謹記「一年之計在於春」，要惜時把握，努力學習，開拓未來光明的前途。「兒童是國家為來的主人翁」「兒童是國家未來的棟樑」之類的口號，在筆者小時候已是耳熟能詳了，兒童的未來關係著國家的前途，因此，編者當然會一再要提醒小朋友惜時、努力了。
（二）榜樣人物
為了使小學生能落實道德規範，以歷史人物為典範（于右任、李政道、楊政寧、 國父……），在《小學生》雜誌的編者刊頭辭中，以此類占大多數，不論古今中外，舉凡可以成為典範者，皆為編者收錄以作為道德勸說的範例。例如：新第二十三號（1954.2.5）「許瑞琬是我們的模範」，編者起筆對小朋友勸說清潔的重要，清潔對健康有很大的益處，第二段轉而報導當時在嘉義有一位小朋友因家裡太窮，窮到連衣服髒了都無法換洗，幸好同校同學許瑞琬把自己的衣服送給他，使得他「有衣服換洗，能夠重新清潔起來」。編者希望小朋友效法許瑞琬「去了解他，去同情他，去幫助他，使得他跟我們自己一樣，能夠清潔起來」。
又如新第五十六號（1955.6.20）「信心與毅力」，舉國父和哥倫布為例，「信心與毅力，個人憑著它名垂不朽，社會憑著它發展無窮，人類憑著它光芒照耀」。在新第一四八號（1959.4.20）則是以孟母斷機教子來作為勤學的例子，並以司馬光說謊被父親責訓的故事說明誠實的重要性。新第一四九號（1959.5.5）「勤學苦讀的故事」，以車胤囊螢映雪、朱買臣和李密勤學苦讀為例來強調「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道理。新第一七九號（1960.8.5）在論述勇敢機智，則選用了一古一今的兩個模範：宋朝的司馬光打破水缸救友脫身和革命先烈陳英士勇敢撲滅友伴身上的火。新第一八0號（1960.8.20）以漢朝的孤兒承宮在徐子盛的私塾裡邊工作邊苦讀，最後成為很有學問的人。除了古代典範，還有現代典範：花蓮的呂秀春同學雖然家境清寒卻不放棄學業，半工半讀。「勤學」「苦讀」的勸說一再出現（新第一四八號、新第一四九號、新第一八0號、新第一八一號），在1960年前的臺灣，經濟才剛起步，國民政府以美援規畫各項經濟計畫來建設臺灣，一直到1968年義務教育才由六年延長至九年，在此之前，家境清寒的學生往往讀到小學畢業就不再繼續升學了。因此在《小學生》雜誌裡，編者會多次的大聲疾呼要「勤學」、「苦讀」。
（三）品德教育
《小學生》中最能顯現編者的諄諄教誨莫過於大量的品德教育，所謂「品德教育」即為培養小學生良好的品性，而加以教育的訓練，其內容包括智慧的啟發、良好習慣的養成等，一直到今日，教育部都還在積極推動品德教育，訂頒「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因此，早在1950年代創刊的《小學生》致力於品德教育，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在《小學生》的編者刊頭辭，幾乎每一期皆涉及品德教育。本文（二）榜樣人物皆可說是品德教育的典範人物，而此處則以純粹說教為主。品德教育的範圍極為廣泛，在戒嚴時期，小學就有「生活與倫理」課程施行品德教育，課程內容包括傳統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青年守則十二條，以及現代國民規範（禮節、誠實、勤儉、孝敬、守法、愛國……）等。(註十二)
編者刊頭辭中就有求學、惜時、惜物、改過、負責……等品德教育，例如：新第二十八期「你為什麼到學校來」，出刊當時（1954.4.20）正值第一次月考後，於是編者以考試為題來勸導小朋友不要怕考試，「你今天到學校裡讀書，不是為了要考第一名；你的目的，是在求得知識，打好做人做事的基礎」。「最怕的應該不是考試，而是平時不用功，臨時抱佛腳的那種壞習慣」。
遇到放寒暑假，則力勸小朋友要不懈怠的讀書，不可荒廢（新第三十三號、新第五十七號、新第一四三號）。在新一四三號（1959.2.5）甚至還建議小學生「從事有意義的活動。譬如說，大家可組織金馬前線將士宣傳隊，向左鄰右舍，親朋戚友，宣傳金馬對於臺澎的重要性（…）。同時，大家可組織小小勞軍隊，到軍營去慰勞三軍將士，把歡樂帶給執干戈衛社稷的英勇將士。」這是因為在前年（1958）才剛發生八二三炮戰，所以會積極灌輸國家民族意識，凝聚軍民一心。
「為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是編者最常使用的格言，不僅是用在「談讀書」（新第一二三號，1958.4.5），在新第三十三號（1954.7.5）「怎樣過暑假」、新第五十七號「暑假‧讀書‧遊樂」、新第一四三號（1959.2.5）「有意義的假期生活」都有出現，皆是勉勵小學生要學習不輟，努力不懈。
新第九十六號（1957.2.20）「愛護公物」規勸小朋友要培養公德心。新第一二七號（1958.6.5）「認真負責‧合作無間」則分為兩段，一段勸戒小朋友應該「有認真負責的態度」，「切實糾正馬虎敷衍的毛病」；另一段則是以「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來闡述合作的重要。
（四）時事話題
六月十八日，現任美國總統艾森豪，應我國 蔣總統的邀請，來華訪問兩天。在中美的關係史上，一位在任的美國總統，來中國訪問，這還是第一次呢。因此，這是一件特別值得欣喜的事，我們要向這位友邦元首表示最誠摯的歡迎，並且預祝中美兩國領袖此次會談的成功。（…）
當我們正在艱苦奮鬥，從事反共復國偉業的時候，這一位誠摯的友邦元首的訪問，正像一位冬夜來訪的摯友，特別使人覺得溫暖，覺得感謝。同時，對我國的民心士氣，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而對意圖進犯臺灣的奸匪，卻是一個適時的重大打擊！（新第一七六號，1960.6.20）
1960年美國艾森豪總統來臺訪問，他是史上第一位踏上臺灣土地的現任美國總統，備受矚目，而編者也即時預告這件國際大事，以讓小朋友關注此新聞焦點，在刊頭辭中亦不忘提及「對意圖進犯臺灣的奸匪，卻是一個適時的重大打擊」，藉此鼓舞信念。
在新第一七四號（1960.5.20）「慶祝 蔣總統陳副總統連任就職」：
小朋友，本年五月二十日事中華民國第三任 總統副總統舉行就職大典的日子。自由中國全體軍民和海外僑胞，均以興奮熱烈的心情，歡欣鼓舞地慶祝國家領導得人，並慶幸反共復國的勝利和成功有了更確實的保證。這次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在臺北召開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選舉中華民國第三任 總統和副總統。選舉結果， 蔣總統連任中華民國第三任總統。在一五０九張選票中，榮獲一四八一票；得票高至代表總額百分之九十三點九，而對於發出之選票，得票更高至百分之九十八強，幾乎等於全體一致。（…）小朋友，誰都知道，我們今天要保衛臺灣，光復大陸，正熱切的需要 蔣總統的領導。 蔣總統曾經領導全國同胞完成北伐，統一全國；領導抗戰，爭取勝利；今天在這個反共抗俄的大時代， 蔣總統已是舉國上下，海內海外，一致擁護的偉大領袖（…）國民大會代表們選舉 蔣總統連任，真是符合民意的明智抉擇。（…）
（五）衛教宣導
臺灣光復初期，一些嚴重的傳染病如天花、霍亂、鼠疫、狂犬病都還有，一直到十五年後才逐一被撲滅，1950年左右，瘧疾患者還高達120萬人，是臺灣人十大死因之一，而結核病亦是奪走很多臺灣人的性命，不僅是這些傳染病，早期的臺灣衛生環境不佳，人們未能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也是造成疾病孳生的原因，因此，在《小學生》裡編者不忘作衛教宣導，新第一二八號（1958.6.20）的「注意夏令衛生」即勸導小朋友要注重飲食清潔。
預防重於治療，為了預防疾病的發生──霍亂、傷寒、痢疾、白喉……等──我們應該到衛生院或醫院去注射預防針。……
在新第一七三號（1960.5.5）又以「注意夏令衛生」為題目，再度重申「病從口入」以及注重環境衛生。
（六）國家認同
1958年8月23日金門對岸共軍對我前線發動猛烈炮擊。四十四天內，面積176.15平方公里的金門群島，平均每天承受炮彈一萬餘發。島上軍民及擔負支援任務的海空部隊，英勇奮戰，終於贏得反共戰史上一次重要的勝利，並且粉碎中共犯臺野心，使金門成為遠東反共的燈塔及自由象徵，遂稱此次戰役為「八二三炮戰」。
在新第一四二號（1959.1.20）的發刊詞標題：「支援金馬前線將士」。
自金馬砲戰發生以來，賴我前方英勇將士本其「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之決心，昂揚之戰志，與共匪作殊死戰，終於贏得第一回合之勝利，獲致輝煌之戰果。（…）親愛的小朋友，當金馬砲戰如火如荼激烈進行之際，大家均曾熱烈響應支援前線運動；有的節省糖果錢，捐獻前方；有的寫慰問信，寄給英勇的三軍將士；有的更節省零用錢，訂購書報雜誌寄送前方……種種可歌可泣的敬軍表現，充分表示大家年紀雖然小，而愛國敬軍絕不後人的精神。（…）親愛的小朋友，為了達到擴大持久支援金馬前線運動，我們建議大家在班級教室裡設置捐獻箱，一角、五角、一元……隨時隨地，有錢就放入捐獻箱；這樣，積少成多，集腋成裘，眾志成城，使我們支援金馬前線運動，蓬蓬勃勃、轟轟烈烈地展開，以期反共抗俄之最後勝利，得能提早降臨。
編者於文中聲聲懇切地號召小朋友要以行動來響應支援前線運動，而藉此培養愛國意識，產生國家認同。
在本文（一）節日獻詞提及的「國慶日感言」亦深植國家民族意識。在當時1950、60年代，不管是什麼節目，大多會將國家民族意識置入，筆者記得藍佩嘉教授曾發表一篇〈「童年」的社會學分析：從國家主人翁到消費福利主體〉一文，提到1952年的兒童節，國民政府流亡到臺灣甫三年，《聯合報》社論結尾竟是：
我們以萬分沉痛的心情，懷念大陸上的億萬兒童！他們在朱毛匪幫的血腥魔掌下，不祇已失去父母的慈愛，家庭的溫暖：和安心讀書的機會，而且被匪幫驅使成為鬥爭的工具……我們今日在復興基地的臺灣慶祝兒童節，必須不要忘記他們，並積極努力，加緊準備，早日反攻大陸，拯救魔掌下的同胞和兒童！(註十三)
這樣勾起國仇家恨的內容，在當時各種媒體裡可說是司空見慣了，對於大人需要灌輸「莫忘苦難的大陸同胞」的觀念，更何況是未來的主人翁呢？更是積極的培養他們愛國意識，以深植國家認同，如此，反攻復國才會指日可待。
四、結語
在新第二十六期（1954.3.20）的編者刊頭辭「紀念『小學生』創刊三週年」裡，編者陳訴：
我們不希望有人對它來作空洞的讚譽；我們只希望把應矯正的缺點告訴我們；把應做的事項建議給我們，把含有教育意義，適合兒童閱讀能力和興趣的各種稿子，投給我們…
「教育意義」這四個字與《小學生雜誌》緊扣相連，編者不管是因應什麼樣的的主題皆像老師般苦口婆心的諄諄教誨，希望能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旨趣，期許小讀者能受其教化，導正或建立良善的行為習慣，而成為一個忠貞愛國、知書達禮的好孩子。如此，便能達到官辦雜誌的目的──配合教育政策、針對實際需要。這些一篇篇刊頭辭有如論說文般，論說文著重說理，要說理說服別人必須要掌握三個重點，分別是論點、論據及論述，如能掌握這三個重點，便能成功說服人。筆者認為，《小學生雜誌》的出版背景本就使得編者身具使命（重責大任），因而在刊頭辭對小朋友懇切的勸說論述，並適時的舉例佐證，言之鑿鑿，以加強印象，潛移默化，如此，更易達到教化功效，這樣的作法，在今日，亦是常見，端看學生的作文題目，「論守時」或「談教育」……種種論說文題目皆類於《小學生雜誌》的刊頭辭，就差沒有灌輸濃厚的愛國意識而已。
值得肯定的是，在積極灌輸愛國意識的同時，編者也鼓勵小朋友關心時事話題，甚至國際大事，相對於今日的小朋友，所知所學僅限於課本上的知識或是才藝，其他的幾乎一概不知，也漠不關心。今昔相比，筆者深覺《小學生雜誌》編者的另一貢獻即是培養了小朋友具備放眼世界的國際觀與共體時艱的愛國心，而這正是現在臺灣的小朋友所缺乏的。
綜觀《小學生雜誌》的編者刊頭辭，不管是哪一類，皆如同看到老師在講臺上對著臺下的小學生時而說教，時而談心，說教時嚴肅，談心時溫柔，不管是哪一種方式，哪一種主題，都是煞費苦心。筆者肯定編者的苦心積慮，一份定位於教育小朋友的官辦雜誌，難免會有許多因應「當時」需求而衍生一些主題，然而編者仍竭力在其他主題上給予小朋友不同的視野與道德觀，甚至衛教常識也不忘苦口婆心的勸導，對於當時的小朋友，在兒童讀物仍未普及的那時，《小學生雜誌》的豐富是他們美好的集體記憶，而編者刊頭辭的諄諄教誨或許也在無形中改善了當時的校園風氣，就像一位老師不厭其煩的在學生的耳邊輕輕訓示、諄諄教誨，有些內容或許是老生常談，然而其用心令人感佩。
註一 韓戰，是朝鮮半島上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權與大韓民國政權之間，1950年6月25日開戰至1953年7月27日。
註二 陳文立，〈1950、60年代兒童刊物中的理想 兒童特質──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館藏《小學生雜誌》為中心〉，《歷史臺灣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七期，頁73。
註三 轉引自林文寶，《兒童文學與書目》，臺北：萬卷樓，頁138。
註四 林文寶，《兒童文學》，臺北：五南，頁10-11。
註五 陳文立，〈1950、60年代兒童刊物中的理想 兒童特質──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館藏《小學生雜誌》為中心〉，《歷史臺灣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七期，頁84。
註六 陳鳴鐘、陳興唐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頁3。
註七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國立中央圖書館同編，《中華民國兒童圖書目錄》，臺北：正中書局，1957，頁61-63。
註八 林文寶、邱各容，《臺灣兒童文學史》，臺北：萬卷樓，2018，頁77。
註九 〈小學生畫刊及小學生雜誌簡介〉，轉引自吳宜玲，〈由《東方少年》月刊論五○年代臺灣的兒童文化〉，頁71。
註十 〈小學生畫刊及小學生雜誌簡介〉，轉引自吳宜玲，〈由《東方少年》月刊論五○年代臺灣的兒童文化〉，頁74。
註十一 邱各容，《兒童文學史料初稿（1945-1989）》，臺北：富春文化，1990，頁219-221。
註十二 劉秀嫚、陳廷興、李琪明、方志華，〈品德教育現況及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之調查研究〉，《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第六十卷第二期，2015，頁82-83。
註十三 藍佩嘉，〈「童年」的社會學分析：從國家主人翁到消費福利主體〉
網址：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5/04/04/lanpeichia-2/ （2019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