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起來玩吧！成年之後的「童年遊戲」(註1)

 

文：張映心

圖片由本站編輯小組提供。

 

　　童年時，總有那隨時隨地隨人遊戲的回憶。也不分你我、不忌親疏、不顧遠近；也不為什麼。就只是遊戲。純粹好玩、簡單快樂。

 

　　成年後，遊戲好玩卻不再純粹、快樂卻不再簡單。因著專業，雖然喜好遊戲，卻得評估參與群體通性和個體特例；還得事先梳理關係，用以查驗活動行進的「團體動力」(註2)；又得衡量時間、空間等總總限制，在確保體驗目的並提供趣味氛圍的同時，又要兼顧資源調控及軟體、硬體的配置；另外，也得明確主題，選擇適切的遊戲單元，並在選擇之後或更改、或揉合遊戲原型，好能滿足條件、符合主軸。

 

    從童年到成年，遊戲似乎從隨興隨意到精細精密；從「隨便、沒差、都可以、沒問題」到每個環節都得經過算計。每當回憶「童年遊戲」，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念那種純粹好玩、簡單快樂，單單只是享受遊戲的時光。

 

    但若真的用成年的觀點檢視童年的遊戲，「童年遊戲」還有辦法保持純粹、簡單嗎？

 

 

    雖然「遊戲」本身對於孩童來說是簡單的；但是對於成人而言，準確地定義「遊戲」反而是件極其複雜的事情。

 

    先從詞面探討，中文「遊戲」二字，皆屬「玩耍」之義，拆詞解字則「遊」、「戲」分別可為「結交」、「嬉鬧」的意思；不難理解「遊戲」是種在「嬉鬧中結交朋友的玩耍」行為(註3)。然而，若將「遊戲」翻譯成英文「play」或「game」就會發現，中文的「遊戲」實在省略了太多內涵。「play」和「game」，都不單獨指稱「遊戲」——「play」除了代表「遊戲」，還概括了「戲劇、演藝、運動、博弈」等等行為；至於「game」，也有「賽局」的意味(註4)。

 

    由此可見「遊戲」百態，不再只是玩耍，偶爾還得競爭；不再只是有意識地競爭，偶爾還得無意識地博弈——「遊戲」不再只是遊戲，偶爾還會是一場表演、一項挑戰、一種現象，甚至會是一樣形態綜融的活動。

 

　　於是，「遊戲」定義的範圍，似乎便被無限延展——越是清楚遊戲的外在表徵，便會越是對其內在界限感到模糊。

 

 

　　「遊戲」定義模糊的原因，其實不難理解——它幾乎涵蓋了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所有活動（activity）；這些活動，也會受到不同的群體文化及個體歷程影響，進而化為不同形態的遊戲（play）樣式。

 

    遊戲理論學者B. Sutton-Smith便曾以上述邏輯為基準，連貫排列從最為私人（the mostly more private）到最為公眾（the mostly more public）的常見活動，並針對不同形態的遊戲樣式進行分類——首先，「心靈遊戲或主觀遊戲」（mind or subjective play），是包含了作夢、作白日夢、幻想、想像等主觀意識的心靈活動；其次，「獨處遊戲」（solitary play），又稱之為興趣或嗜好，偏向可以獨立完成的個人活動；「遊戲行為」（playful behaviors）像是開玩笑或者惡作劇；還有「非正式的社會性遊戲」（informal social play）則多用於私下的社交場合，例如派對活動；至於「身歷其境的閱聽遊戲」（vicarious audiences play）和「表演遊戲」（performance play），前者具有被動欣賞的屬性，後者則為主動參與展示的活動；另外，「節日慶典」（celebrations and festivals）——包含宗教祭祀在內的任何節慶活動，也被視為一種遊戲樣式；再者，「競賽」（contests），又可約略分為運動競爭和博弈賽局兩種活動；最後，冒險遊戲或深度遊戲（risky or deep play）當中，比較常見的有極限運動或體能挑戰等等(註5)。

 

    然而，透過Sutton-Smith的分類，可以發現日常中的許多活動，幾乎都能被他解釋成為某種「遊戲」。至於「遊戲」為什麼是「遊戲」？定義如何？本質如何？Sutton- Smith沒有明確的答案，因他認為，遊戲即為「可適應的變異性」（play as adaptive variability），認為遊戲現象的流動性、多樣性就是所有遊戲共有的特質(註6)。

 

    乍看之下，這種答案似乎不太牢靠；再去翻看他所撰寫《遊戲的模糊性》（The Ambiguity of Play）一書封面，會誤以為Sutton-Smith早就放棄流連遊戲定義，反倒筆直地朝向解釋「遊戲」為何「模糊」的道路勇敢前行了。

 

 

    「遊戲」的定義晦澀，分類便也難以明晰。雖然「遊戲的模糊性」令諸多學者感到頭痛不已；但這諸多學者，卻不包含法國社會學家R. Caillois。

 

    Caillois在他的著作——《人、遊戲與競賽》（Man, Play and Games）之中(註7)，嘗試解釋「play」和「game」之於人類活動的關係；同時試圖歸納「遊戲」特質，且以歸納的特質為定義，從而演繹出其獨特的「遊戲」分類模式。Caillois認為，「遊戲」具有六種特質——

 

（一）「自由的」（free）：玩家的參與必須出於自願、而非義務，參與者能自動自發地自由選擇某些活動；而且這些活動必須使人感到輕鬆有趣。

（二）「虛構的」（make-believe）：遊戲不等同於現實生活，而是自成想像所模擬的另外一個”假裝真實”的世界。

（三）「特定時空」（separate）：玩家必須在特定時空之內遊戲，並且這個「特定時空」也必須有”特定規則”。

（四）「不確定性」（uncertain）：遊戲必須存在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用以促使玩家願意爭取不得預測的可能性。

（五）「規則引導」（governed by rules）：玩家應該遵守彼此達成共識的遊戲規則。

（六）「非生產性」（unproductive）：遊戲不會產生任何物質，或者創造任何財富。

 

    根據上述特質界定「遊戲」範圍之後，Caillois又以「競爭（competition）、機運（chance）、模仿（simulation）、眩暈（vertigo）」四大遊戲類型的連續性質，按照「鬆散化」（paidia）「規則化」（ludus）程度，再將遊戲細細區分(註8)。

 

    Caillois的遊戲分類模式影響深遠，不僅只是被相關領域所重視，後世學者更將他的理論定名為「遊戲分類學」(註9)。這種漸進而非斷裂的分類模式，良好地消化了「遊戲」龐大的樣式數據；即便不能確定是否捕捉所有遊戲，但估計也鮮少會有漏網之魚。

 

    雖然Sutton-Smith包山包海的「分類」模式似乎也能套牢天下遊戲，但除遊戲之外，他又額外包攬了許多不必要的行為或活動，以至「遊戲」「分類」過度，反而顯得束手絆腳。至於Caillois，雖也曾被批評過度拘泥「遊戲規則」，弄巧成拙地把簡單的遊戲搞得複雜；但也正因為他這複雜的思想，才使「遊戲分類學」的理論更加乾脆俐落、更加簡明扼要(註10)。

 

    「童年遊戲」本身，並不屬於專有名詞，而是針對所欲探討的特定遊戲設立之概括名稱。若要明確範圍，對比Caillois之於「遊戲」六種特質的論述，「童年遊戲」應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自由的」（free）：沒有外力（成人、老師、家長）干預或阻擾。

（二）「虛構的」（make-believe）：與現實不相關，無教育或治療目的。

（三）「特定時空」（separate）：不拘室內或室外，也不拘主動選擇或被動安排。

（四）「不確定性」（uncertain）：有人操弄或主導的打鬧遊戲或惡作劇不算在內(註11)。 

（五）「規則引導」（governed by rules）：規則約定成俗或由孩童達成共識。

（六）「非生產性」（unproductive）：均不包含體驗活動。

 

    若再聚焦討論內容，考慮玩家的獨立活動及自主社交能力，便更是將探討年齡集中於國小到國中階段（大約5–15歲）；把玩家設定在2–20人之間，好避免難以評估的個人內在遊戲，及人數過於發散的群體遊戲；由於遊戲道具媒材的種類繁多，故較偏好不使用任何道具，或者可就環境臨時取材等無需特地準備的遊戲。

 

    然而，「童年遊戲」即便可與Caillois所提出的六種遊戲特質相互呼應，每在套用四大類型時，卻總遭遇瓶頸——具有臺灣風采的獨特遊戲質地，倏地被這分類模式侷限在框架之中；那些口令、猜謎的遊戲感性，突然就變成了表格數據……雖有開始考慮是否能發展其它的分類模式，並且曾經思量過要按照遊戲「時長」、「場合」、「對象」、「道具」等著眼點下手。然而，每每仔細琢磨之後，不論是何種分類模式，都會發現其過於多樣且容易變動——好像「遊戲」是靈活流動、難以捉摸的。

 

    這時，Sutton- Smith所提有關遊戲具備「可適應的變異性」特質的觀點，就變得容易理解了。

 

 

    「遊戲」百態，就算擁有如Caillois通透的知識也好，若Sutton- Smith渾沌的智慧也罷，分析遊戲，並不如想像中容易。暫且不論客觀理智的Caillois，或者主觀感性的Sutton- Smith對於有關「童年遊戲」的特質定義與分類模式孰是孰非、誰對誰錯；單從二者相去甚遠的立論風格，雙方卻殊途同歸地專精遊戲研究一事來看，「遊戲」以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並不能用片面之見解釋完整。「童年遊戲」也是如此。雖然已經盡力壓縮各種變項，「童年遊戲」的特質和分類卻仍尚未完善。至於如何算作完善？似乎得要保持「遊戲的模糊性」，才能保持「童年遊戲」的純粹、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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