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佳如 整理報導
圖：出自《愛花的牛》，遠流出版；《兒童文學大事紀要：西元1945－1990年》，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編印；活動照片由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提供。
圖說：吳玫瑛老師以〈檔案研究與戰後臺灣兒童文學〉為題演說。
吳玫瑛老師任教於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過去曾為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所所長，在2014～2017年間，擔任國際兒童文學協會理事。早於求學時期，吳老師在出國攻讀兒童文學博士之前，即具有豐沛的能量與研究熱情，致力讓臺灣兒童文學被世界看見。
一開場，吳老師感謝游所長的邀請，很開心能夠回來與大家聚首，吳老師認為，在場每一位同學都是臺灣的未來，每位研究者致力把臺灣的意象、概念以及主體性等論述，都做得很積極，可是，在內部的我們，自己看自己著實有限，我們的主體要能夠被成就，就得先被別人看見，「看見」實在太重要了，除了被看見外，吳老師也重申數位檔案（Digital file）的重要性，如何數位化同樣是臺灣能夠努力的地方。
圖說：1999年，遠流公司出版，林真美譯，《愛花的牛》。
當日，吳老師以〈檔案研究與戰後臺灣兒童文學〉為題，分享八月於瑞典發表的部分內容。回溯大世紀的歷史陳述，吳老師以孟羅‧李夫(Munro Leaf) 檔案資料為線索，藉以開啟、重探戰後臺灣兒童文學建置與發展軌跡，尤其聚焦探索The Story of Ferdinand (1936) （1963，由國語日報出版，何凡譯，中譯《猛牛費地南》；1999年，遠流公司出版，林真美譯，中譯《愛花的牛》）中文譯本的多重變化，以及1960年代臺灣與美國／跨國兒童文學的連結關係。
為何要檔案研究，何謂檔案研究？吳老師重申，找檔案不是光要找證據，光是找證據，只會找到更多問題，而是要仔細尋找它的軌跡並加以論述化，當我們這樣做時，往往會引發後面更多的興趣。
吳老師舉孟羅‧李夫作品為例，1930年代，美國歷經經濟大蕭條，在百業蕭條情況之下，插畫家的地位更不被看重，彼時，孟羅‧李夫聽聞插畫家朋友分享其經驗，讓他在短短不到四十分鐘內寫成《愛花的牛》，交由插畫家朋友羅伯森‧勞森（Robert Lawson）繪製，兩人在1936、1938、1941合作過三本書。
出版沒多久，即獲得凱迪克獎（Caldecott）肯定，羅伯森‧勞森自1930年代始即被國際肯定，可見其重要性。當我們探究《愛花的牛》為什麼會影響全世界時，可從主角意象以及作品內容多方思考，出版前夕，西班牙內戰不斷，第一、涉及男性形象的顛覆；第二、認為其具有反戰意象，當時出版頗具爭議性。
孟羅‧李夫自哈佛文學碩士畢業後到高中當英文老師，不久轉職出版社，教育跨足到出版界，孟羅‧李夫一開始並不是童書作家，直到在路上聽見路人不厭其煩的與五歲孩子對話，他認為自己在面對五歲孩子時，也有能力將話講清楚、明白，因此，因緣際會之下出版一系列創作。國外評論者對於他與羅伯森‧勞森的創作均給予高度、積極的評價，無論文字或繪畫，兩人合作無間、共創傑作，且具有多元文化、跨文化議題等重要性。
圖說：1991年，《兒童文學大事紀要：西元1945－1990年》，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編印。
為什麼孟羅‧李夫與今日的主題息息相關？在研究過程中，吳老師將《兒童文學大事紀要：西元1945－1990年》這本書，視為重要的活水來源，彼時，這本書由十二位兒文界學者協力完成，從經費募集到建立資料庫，以歷史事件大事紀、編年史與圖表等概念呈現，成為當今兒文研究重要的記錄。
讓我們閉眼想像1960年代的臺灣，當時正值戒嚴（白色恐怖時期），放回此框架去想像，為什麼當時「兒童」會成為主流？關鍵事件來自於1959年，聯合國於日內瓦發布〈兒童權利宣言〉；1960年，中文版本隨即寄到臺灣教育部公布，1960年即成為臺灣兒童文學元年。1964年，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1964～2002）成立，自戰後設立以來，影響二十世紀後半，培植許多臺灣重要創作者。
圖說：頁28，1991年，《兒童文學大事紀要：西元1945－1990年》，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編印。
翻閱《兒童文學大事紀要：西元1945－1990年》，在民國53年（1964年）的條目中記載：「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前往東南亞考察兒童讀物的美國兒童文學家蒙羅李夫(Leaf Muro，1905-1976，按為『猛牛費地南』一書的作者兼畫者)，抵台作為期半月的訪問。訪台期間曾參與在教育部會議室舉行的座談會（14日）、參加台視『藝文夜談』節目（18日）表演『用粉筆與兒童談話』、以及到台中師專作專題演講。」
光是這條條目就有許多問題可以探討，「為什麼是由孟羅‧李夫為代表？」、「為什麼是美國國務院？」、「他去了哪些地方？」、「為什麼是到臺中師專？」等。
首先，從「作者兼畫者」的敘述，可以推測當時對「圖畫書」的概念尚未完全，沒有文圖可能由不同人負責的概念，只有單一作者的想像。單單一個條目可以發展出十篇論文，放在冷戰框架思考，孟羅‧李夫來臺正是因冷戰政策之下的文化交流，翌年（1965年），臺灣由林海音出國考察，《作客美國》正是林海音的訪美書寫。
戰後臺灣兒童文學為什麼突然之間出現主體性？受到冷戰文化政策交流下的影響，成立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兒讀小組的經費，正是來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這不是聯合國所屬，而是獨立出來的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前身為兒童急難救助基金，為流離失所的兒童給予照顧，將經費轉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經費使用有兩個目的：一、推廣兒童出版，二、照顧兒童健康。
檔案研究往往會從文字紀錄開始，接著接觸到人，不是光到圖書館、檔案資訊泡著即可，還需要多面向走進質性研究，三方論證支撐。
1964年為什麼不是由當年凱迪克獎（Caldecott）金獎得主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來臺呢？莫里斯．桑達克給孩子的語言與圖像都是淺語（simple picture and simple words）。如果是莫里斯．桑達克來台，可能當時就會有野獸國的野孩子概念。當年，孟羅‧李夫來臺後，對臺灣打罵教育感到不以為然且不可思議，為什麼兒童沒有自己的天地？一開始進來，的確打破傳統，而新式教育被拱起來，又變成兒童文學的王道。
為了瞭解、還原當時的歷史脈絡，吳老師遠赴美國尋找檔案，在Free Library of philadelphia內運用finding aid（檢索工具），發現Munro Leaf其珍貴手稿，蒐集相關豐富資料，回臺後發表了〈跨文化、典律化與戰後臺灣兒童文學生產──以潘人木、林海音及「兒童讀物編輯小組」為中心〉，收錄於《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8期。
依據此論文，可得知兒童小組成立前後，美國兒童文學專家及知名童書作者孟羅‧李夫與兒童文學家暨圖書館學學者海倫‧石德萊（Helen R. Sattley，1909－1999）相繼來台。吳老師認為，以此條目所延伸的臺灣文化背景相當重要，如果將當時潘人木、林海音與兒童讀物編輯小組拿掉，她不認為臺灣有兒童文學，每位研究者必須說出自己的看見，潘人木的地位必須由我們自己提出來。
1920年代始，美國開始思考兒童讀物這件事情，當時出現一批女性重要編輯，如厄蘇拉·諾德斯特姆，她被譽為「二十世紀美國童書界最偉大的一位編輯」。因為這位編輯精準的出版眼光，讓很多經典創作得以被出版，不然，很可能因舊時代的條件不太適合而被淘汰，可見如果編輯不支持，作品就不會被看見。
潘人木因《蓮漪表妹》、反共文學聞名，在林海音引進下進兒讀小組，在小組內，潘人木長時間進行文編工作，當時歷經語言轉換，彼時因有一筆基金，因此有出版壓力，編輯群堅持大量改稿不退稿，進行大量文字稿的修潤。臺灣兒童讀物正是仰賴少數關鍵人物，堅持文字品質，才開創臺灣兒童文學的主體性，潘人木與早期編輯群與美國編輯們，開疆闢地的持續努力，吳老師認為，其重要性需要被看見。
當時孟羅‧李夫行程東南亞包含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訪察兒童文學發展概況，期間來臺兩周時間，在「美國新聞處」（USIS）安排下走訪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各地，除參與省教育廳座談，也在全國國小校長會議、國小教師集會、及師專院校中發表演講。在為期14天由北到南的密集行程中，孟羅‧李夫參訪的教育機構含括孤兒院、幼稚園、國民小學以及大專院校等地。只是當時小學升初中需要聯考，怎麼有時間讀課外讀物呢？閻振興任職教育部部長期間宣布於1968年（57學年度）推動臺灣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兒童解放從那時候開啟。
此東南亞行，孟羅‧李夫與夫人除了與教育部官員直接面對面外，還有與教師、圖書館員、編輯等兒童讀物相關成員，以及臺灣的創作者、漫畫家提供建議。試圖建構兒童為主體的學習方式，此趟遠行不是只有去一趟，而是去了三趟，在1960年代，鐵幕冷戰時期，孟羅‧李夫與夫人行跡遍佈中東、歐洲、俄國、東南亞等地，孟羅‧李夫的夫人除了帶來女性的觀點，更於紐約重要圖書部擔任負責人，母親同樣也是兒童文學的重要人物。孟羅‧李夫則是在二戰時期從軍時期與艾森豪關係良好，因此，在專家與代表美國的雙重意涵上，成為指標性人物。吳老師認為，研究不是要挑戰或質疑，而是好奇怎麼了，文本研究還要帶進當時的歷史、文化脈絡，讓別人進來一起討論、思考才是研究的真正本質。
圖說：吳玫瑛老師與講座參與者合照。
責任編輯：陳雅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