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雅媛

圖：由本文作者提供。圖出自《我的父親》，格林文化出版；《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家？》，立言圖書出版。

 

　　「節慶」或「紀念日」往往具有重要意義，無論東方人或西方人，無論國籍與種族，人們對於節慶或紀念日幾乎會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國家也會將重要節慶或紀念日訂為放假日，用以慶祝或紀念。

 

　　在臺灣，當然也有許多節慶與紀念日的存在，大多時候，大人會將重要的節慶與紀念日告訴孩子，讓孩子了解節慶與紀念日的歷史與文化。然而，在面對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時，常常不知道該從何說起，所以乾脆不說，或是短短幾句帶過。二二八事件始於1947年2月27日，因為專賣局查緝員查獲菸販林江邁販賣走私菸，打傷林江邁的頭，在群起激憤的情況下，查緝員開始對民眾開槍，過程中誤殺了市民陳文溪；接著，民眾開始抗議，政府卻對民眾掃射，於是二二八事件越演越烈，一發不可收拾[1]。二二八事件持續了數月，各地衝突不斷，當時實施了第一次（二二八初期，僅維持一天）與第二次戒嚴（1947年3月10日至5月16日），政府以武力掃蕩、清鄉等方式欲平息事件[2]，因此造成無數人民傷亡。兩年後，國民政府來臺又再實施第三次戒嚴（1949年5月20日至1987年7月15日），也被稱為白色恐怖時期，政府限縮了人民的自由與基本人權（例：集會結社、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期間亦造成大量民眾傷亡[3]。

 

　　1995年，立法院制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其中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紀念日』，為國定紀念日，不放假」；1997年，立法院修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四條第二項：「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紀念日』，為國定紀念日，應予放假。」[4]是什麼原因使當時政府決定修法，將二二八紀念日改為國定放假日？而這又對和平紀念日有什麼重要意義？當時公告是這麼說的：「……為符合最初立法精神，正視歷史中政府曾犯的錯誤，在族群和解前提下，應於每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和平紀念日』改為國定放假日，用以省思、緬懷並共勉為國家之和平而努力。」（維基百科-二二八事件，檢索日期：2020/02/22）

 

　　無論我們與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是否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歷史事件的存在都有其意義，在和平紀念日前夕，願能透過相關主題繪本引領大小讀者看見曾發生在臺灣這片土地的歷史事件。多一份看見，多一份理解，如此人們才有向前走的可能。本文將分為上下篇，共列出五本與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相關的主題繪本[5]。

 

 

以父親的畫作回望傷痛──《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文／陳重光，圖／田中伸介。

 

　　首先，談談《我的父親》，顧名思義全書講述的是作者父親的故事，然而，作者的父親是誰？又是什麼原因使作者寫下《我的父親》呢？細探作者背景，讀者不難推敲本書問世的原因。作者陳重光，其父親為陳澄波。陳澄波生於1895年，臺灣嘉義人，1924年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並以作品〈嘉義街外（一）〉入選帝國美術展覽會，成為臺籍畫家的第一人，畢業後曾於上海任教。1933年，陳澄波返臺定居。1945年，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臺灣，陳澄波積極宣導美術，並計畫籌建美術學校。1947年受二二八事件牽連而罹難，享年53歲。[6]

 

　　《我的父親》以十四個跨頁呈現父親的一生，每個跨頁的左頁都是滿版的圖畫，右頁上方為推進故事的文字，右頁下方則是陳澄波的畫作。幾乎從頭到尾都是相同的圖文配置，平鋪直敘的筆調，不溫不火地述說著父親的一生及遭遇。圖文配置除了讓讀者認識陳澄波的一生之外，也使讀者看見陳澄波的畫作，今昔對比之下，使人在平淡筆觸中仍能感受到濃濃的思念與惆悵之感。

 

　　 故事的一開始，文字便點出：「我的父親是個畫家，大家都說他跟梵谷一樣偉大。」跨頁左側的圖像是家中的餐桌，一旁的小孫女望向牆壁上父親的自畫像，讀者跟著小孫女的目光，來到右側下方父親的畫作〈自畫像〉，這也是作者幫助讀者建構的，對陳澄波的「第一印象」。接下來的兩個跨頁，描述父親的童年，以及開啟他畫圖興趣的石川老師；再以五個跨頁，描述父親與母親結婚，以及父親至日本學畫、讀研究所的情形。無論是文字或圖像，一方面呈現父親對藝術的堅持不懈，也呈現母親支持著父親的獨立堅強，兩人皆使讀者為之動容。

 

▲讀者跟著小孫女的目光欣賞畫作，也是作者幫讀者建構的，對陳澄波的「第一印象」。

 

▲當母親獨自養家並支持父親時，自然會回想起〈我的家庭〉這幅畫，因而為之動容。

 

▲在日本求學的父親生活也不容易，即使在異鄉累出病來，仍堅持心中理想，令人佩服。

 

　　在第十一個跨頁之後，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氣氛因而有明顯的轉變。第十二個跨頁中，用了更多的文字說明當時的時空背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也是父親人生中的重大轉折。在這個跨頁中，左側的圖像以雜沓的腳步呈現周遭的肅殺之氣及慌亂氛圍，與右側描繪慶祝臺灣光復的畫作〈慶祝日〉產生極大反差。故事的最後，陳澄波遭到槍決前被遊街示眾，與他的畫作〈嘉義街中心〉呈現的美好景象形成強烈對比。

 

▲左側以雜沓腳步呈現周遭的肅殺之氣及慌亂氛圍，與右側描繪慶祝臺灣光復的畫作〈慶祝日〉產生極大反差。

 

▲陳澄波遭到槍決前被遊街示眾，與〈嘉義街中心〉呈現的美好景象形成強烈對比。

 

 

思念滿溢的等候──《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家？》

 

▲《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家？》，文／王醒之，圖／王傑。

 

　　另一本《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同樣從孩子的視角講述爸爸。書名首先引發讀者疑問，為什麼爸爸不能回家？封面邊界的白色邊框、無窮無盡的白色牢籠暗示著爸爸的遭遇，而畫面左上方書寫信件的手，作為書中的重要架構──那是爸爸無法回家的日子裡，唯一能感受到爸爸的方式。牢籠、邊框、膚色等以白色為主色，或許是因為白色隱含的意涵，對當時的爸爸與家人而言，是冷峻的、空洞的、恐怖的[7]。

 

　　在書名頁左側，作者首先介紹外公與爸爸的背景，並點出爸爸於1979年12月10日參加高雄美麗島雜誌社的國際人權日遊行，那一年，作者八歲，妹妹六歲。作者王醒之的爸爸是王拓，當年因為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本書便是作者王醒之回想當年等候爸爸回家的心情，穿插爸爸寄回家的書信，使讀者更能感同身受，對於八歲的孩子來說，那是如此漫長的等待，也像是另一種牢籠。

 

　　在圖像上，繪者王傑以顏色及特定物件作為符號暗示著牢裡爸爸與牢外孩子的心境與處境。被困在牢裡的爸爸，就連與家人會面的時間都是備受監視的，圍牆上的荊棘藤蔓、舉著槍的士兵、無數的眼睛與手都營造出壓迫感，讓人無法喘息；無法見到家人的日子，爸爸唯一的希望來源，便是光線之下的書信，書信帶來的消息是支撐爸爸的力量，也將爸爸的思念與盼望傳達出去。

 

　　等候著爸爸的孩子，又是什麼樣的心境？其中，作者描寫當時的心境是這樣說的：「……因為相對貧窮感，偷同學的腳踏車；結伴朋友用火和水虐殺青蛙、蟾蜍以自娛……儘管仍然只是個斯文的膽小鬼，但過程中的滋味確實讓我比較能對付身體裡，因為老覺得家裡有『難以啟齒的什麼』壓在心頭的莫名焦慮。」虐殺青蛙是殘忍的，但對當時八歲的孩子而言，像是種釋放，釋放無法說出口的事實，釋放必須偽裝的自己。畫面上，繪者以黑色與螢光藍作為背景，呈現詭譎神祕的氛圍，八歲的孩子就像被虐殺的青蛙一樣，束手無策，無法逃脫。

 

▲黑色與螢光藍作為背景，呈現詭譎神祕的氛圍，八歲的孩子就像被虐殺的青蛙一樣，束手無策，無法逃脫。

 

　　作者也描寫了他人投以異樣眼光的情況，像是五年級的導師說著「如果殺人是合法的，我第一個就去把那些黨外人士殺光光！」並望向他。畫面上的呈現，只有作者以全白、無線條的方式呈現，與先前提到的白色隱含的意涵相互呼應著。用來遮住視線的課本花紋則與爸爸監牢外的荊棘藤蔓相同，象徵身為受難家屬的他也被無形的牢籠「關住了」。

 

▲課本花紋與爸爸監牢外的荊棘藤蔓相同，象徵身為受難家屬的他也被無形的牢籠「關住了」。

 

　　故事結束在阿嬤往生之時，阿嬤沒有等到爸爸平安返家之日，告別式時，爸爸在法警的陪同下才能參與。圖像上的爸爸仍然是冷酷的白色，與阿嬤的形體之間有樑柱阻隔，象徵天人永隔。牆壁上布滿眼睛，暗示此時的爸爸仍然被監視著。遙遠後方的山海則是詭譎的黑色、螢光藍、與紫色，與先前作者描述自己虐殺青蛙的背景色相似，暗示告別式的這天的氛圍依然詭譎神祕。

 

▲阿嬤告別式這天，氛圍仍是詭譎神祕的，暗示爸爸的刑期尚未結束，此時仍受到監視。

 

 

歷史的傷，需要被正視與重視

　　本文提到的兩本繪本，文字作者同樣是受難家屬，即使文字與圖像呈現的風格不同，但都能從中感受到身為家屬的擔憂、恐懼、不解等情緒。《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家？》的文字作者王醒之在作者的話曾提及：「轉型正義在台灣的方向或許該從這樣的家書、文件、關係經驗中尋求新出路，讓更多的對話可以持續發生，整體社會、政治、心理的結構還有機會長出新的可能。」而《我的父親》的文字作者陳重光也在感言中提及：「過去已過去，錯誤已鑄成，但遺憾是可以彌平的，隨著台灣民主的腳步，二二八事變的真相公諸於世，歷史不再只是矇蔽與掩蓋，二二八罹難家屬不再生活在幽暗的角落裡，不再承受擔心迫害的恐怖。」

 

　　對於受難家屬而言，傷口需要被正視，更需要被重視。當事實被看見，當對話得以開啟，人們才能互相理解，遺憾也才有被彌平之可能。